摘要为什么只有汪曾祺能写出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这种韵白？在同辈作家当中，汪曾祺对泡茶馆的痴迷是众人皆知的。这一嗜好并非短时间形成，得追溯到他年少时期。在他的故乡高邮...

为什么只有汪曾祺能写出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这种韵白？

在同辈作家当中，汪曾祺对泡茶馆的痴迷是众人皆知的。这一嗜好并非短时间形成，得追溯到他年少时期。在他的故乡高邮，运河沿岸的茶馆数量比饭馆还要多。尤其是码头所在的街道，一家挨着一家的老虎灶，青砖灰瓦的店铺门前总是冒着白色水汽。天刚蒙蒙亮，茶馆便开始营业。跑船的、挑担的、拉纤的这些凭借体力谋生的人，卸完货物就径直走进茶馆。他们在长条板凳上坐好后，先大口喝下一大碗粗茶，接着点一碟烫干丝，配着烧饼细细咀嚼。茶水能够缓解疲劳，点心可以暂时充饥，等休息好了，才有精力继续干活。

汪曾祺自幼便在这般的茶馆中成长。茶博士手持长嘴铜壶，手腕轻轻一抖，滚烫的开水便精准地落入茶碗之中。跑堂的端着木质托盘，在桌椅之间来回穿梭，口中不住地高声喊道：“三号桌添一壶龙井！”“五号桌的阳春面做好啦！”这些声响，这些味道，都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

之后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去茶馆喝茶的兴致愈发高涨。昆明的茶馆和高邮的有所不同，大多是清幽安静的地方。文林街有一家老茶馆，木质的桌椅都被磨得光亮，窗棂上雕刻的花纹都已掉色。汪曾祺老是喜欢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点上一壶普洱，有时候一坐便是一整天。

那时候正值抗战阶段，老师和学生们都很穷苦。然而即便再穷，茶水钱是不能省去的。有时候实在没了钱，就先欠着账。茶馆老板认识这个戴着圆形边框眼镜的知识分子，清楚他是个有自己原则的人，便也随他去了。这家茶馆成了他的学习和工作之地，他在这儿撰写文章、批改作业、与朋友相聚。茶水凉了就添上，添上后又变凉，他也毫不在意。

在之后的回忆里，汪曾祺始终认为这样的日子最为逍遥自在。他曾表示：“虽说生活贫寒，但内心安稳。”的确如此。于那动荡不安的岁月中，一杯热茶、一册旧书、几位挚友，便是最美好的时光。

茶馆记趣

昆明的茶馆有两类：大的茶楼和小的茶铺。汪曾祺不喜欢那些有气派的大茶楼，反而对街边小巷里的小茶铺情有独钟。这些小茶铺店面不大，却弥漫着地道的昆明风情。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转到凤翥街或者文林街，没走多远就能碰到一家。这两条街都不算长，但是茶馆却有十几家，一家连着一家，仿佛是专门为联大的师生们设置的。

在这些小小的茶铺当中，联大的学生停留的时长总是比当地居民要久。他们常常一坐便是大半天，有时候连午饭都在茶馆里搞定。汪曾祺更是这样。他去茶馆喝茶，图的不只是那一缕茶香，更是茶馆里的世间万象。他喜欢坐在角落里，一边品着茶，一边留意来来往往的茶客。时而拿出一本书阅读，时而拿出纸笔涂涂写写。更多时候，他就静静地在那儿坐着，听茶客们闲谈，看跑堂的忙碌。

他的创作灵感源自于茶馆。于茶香缭绕间诞生的文字，皆散发着生活的市井气息。他描绘茶馆里擅长桥牌的人，刻画售卖瓜子的摊贩，勾勒说书的艺人，描摹那些川流不息的平凡人。这些角色在他的笔下鲜活起来，带着茶馆独有的温暖与氛围。偶尔在写作时，他会蓦地搁笔，凝视着某位茶客发呆，好似要将那人的一言一行都铭记于心。

茶香曲韵

中国的茶道与戏曲，本质上是相通的。汪曾祺自幼就喜爱唱戏，特别钟情于昆曲那悠扬的水磨调。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除了整天泡在茶馆里，还和中文系几位同样对昆曲痴迷的同学组建了一个曲社。他们邀请了两位教授，一位教授拍曲，一位教授吹笛。每当有昆曲专场演出，总会吸引众多师生前来围观。

闲暇时光，汪曾祺总爱约上几个喜欢戏曲的朋友前往茶馆。几杯香茗入腹，便按捺不住一展歌喉的冲动。有人来一段《牡丹亭》，有人来一段《长生殿》，大家就这样畅快地清唱起来。刚开始，茶客们觉得吵闹，可到后来，都全神贯注地聆听。茶馆老板更是乐不可支，称他们这一唱，茶叶的销量都增加了不少。久而久之，他们成了茶馆的熟客，老板还专门为他们预留了靠窗的雅致座位。

在最为热闹的时候，就连周围的街坊邻居都被声音吸引过来。卖菜的小贩停下挑着的担子，拉车的师傅停下脚步休息，纷纷聚集在茶馆门口聆听。一曲演唱结束，喝彩声接连不断。有一位卖糖葫芦的老者，每次听完都会送给他们几串糖葫芦，称是为了让他们润润嗓子。

那一年暑假，汪曾祺于图书馆翻阅旧杂志，不经意间读到《北斗》上署名“董龙”的文章，所谈论的是“茶馆文学”。后来他了解到这“董龙”便是瞿秋白，心中不禁一动：倘若能将茶馆里的人生万象搬上舞台，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从那以后，他去茶馆喝茶时，总会格外留意，把茶客们的言行举止都铭记于心。

偶尔唱到兴致高涨之时，汪曾祺会当场改动几句唱词，将眼前所见的茶馆场景编写进去。同学们调侃他这是“新编昆曲”，他反倒严肃起来：“戏曲原本就源自市井，咱们让它回归市井，有什么不可以呢？”这话言之有理，后来他们干脆把《茶馆》里的场景全都编成了折子戏。

茶香里的嘱托

在老舍先生所著的《茶馆》于京城登台演出期间，汪曾祺每场必到。演出结束后，他总会迈着悠闲的步伐前往老舍家中小坐。老舍居住在东城的一座小院里，院子中有一棵年代久远的槐树，树下放置着一张藤编的茶几。汪曾祺每次前去，老舍都已沏好茶等候着他。

那日，汪曾祺踏入房门时，老舍正在庭院中鼓捣着茶具。瞧见他来，老舍满脸笑意地打开一个红木茶柜，柜里整齐排列着十多个青花瓷罐。“晓得你喜欢喝绿茶，”老舍说道，“这是碧螺春，这是龙井，还有太平猴魁和黄山毛峰，全是刚到的新货。”

汪曾祺挑选了碧螺春。老舍亲自拿起茶壶，滚烫的水冲下去，茶叶在玻璃杯中打着转儿，好似一群舞动的小玩偶。茶水慢慢呈现出嫩绿色，香味弥漫开来。“我这部《茶馆》，”老舍轻抿一口茶说道，“写的是往昔之事了。”他摩挲着茶杯，目光有些游离，“前清那时候，我在茶馆里听闻过多少故事呀。”

汪曾祺清楚，老舍创作《茶馆》时，将大半生的所见所闻都融入其中。舞台上生动展现出茶客们的喜怒哀乐、跑堂的精明伶俐以及说书人的跌宕节奏。然而，老舍却总觉得有所欠缺，称这出戏里少了新时代的氛围。

老舍蓦地放下茶杯，杯中的茶汤微微晃荡，说道：“你们正年轻，应当写写当下的茶馆。”他凝视着汪曾祺，目光极为认真，接着问：“如今的茶馆是怎样的景象？喝茶的人都在聊些什么话题？”老槐树上的知了叫得正起劲儿，老舍的话语融入了蝉鸣声中，“把这些写出来，那才称得上是鲜活的历史。”

汪曾祺手持茶杯，杯里的茶已然变凉。他的思绪飘到了昆明的那些茶馆，还有高邮码头上升腾着热气的茶摊。老舍说过的话，好似一颗种子，落入了他的心田。离别之际，老舍强行塞给他一包碧螺春，“带回去慢慢品，”老舍站在院门口说道，“写文章的时候提提精神。”

汪曾祺始终舍不得把那包茶叶喝完。每次开启茶叶，老槐树下的茶香便扑鼻而来，他也总会忆起老舍说出“写写现在的茶馆”时的模样。后来，他创作《受戒》《大淖记事》，笔下描绘的市井生活，总萦绕着茶馆中的烟火气息。

春来茶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汪曾祺着手改编沪剧《芦荡火种》，无意间发觉剧中有一幕的场景是“春来茶馆”，这是一个地下交通站。这一幕让他回忆起老舍先生多年前的叮嘱，也就是希望他“写一写新时代的茶馆”。

改编工作绝非易事。一直以来，中国传统京剧剧本存在两个问题：人物形象塑造不够细致，唱词缺少诗韵。汪曾祺打算从这两方面入手。他不断思索剧中《智斗》这一场景，要把阿庆嫂，这个身兼茶馆老板娘与地下交通员双重身份的角色塑造得鲜活起来。这个人物既要体现出茶馆老板的世俗气息，又要蕴含革命者的机智敏锐。

最具创作难度的当属那段“垒起七星灶”的唱词。汪曾祺在书桌前干坐了好些日子，一壶接一壶地喝茶，一张又一张地揉稿纸。某天夜里，他猛然忆起昆明茶馆中的老虎灶，忆起跑堂提着大铜壶来回忙碌的模样。记忆里的场景鲜活起来：上海茶馆八仙桌旁众人的高谈阔论，武汉茶楼说书人手中的惊堂木，北京大碗茶摊前的世间万象，还有高邮老家茶馆中弥漫的茶香。

那些回忆如同茶叶般于脑海中铺展开来。他通宵重新撰写唱词，将各个地方茶馆的特点都融入了春来茶馆：七星灶上热气腾腾的大铜壶，八仙桌上始终被擦得光亮的茶具，进进出出的四方茶客。最为精妙的当属阿庆嫂这个人物，她接待客人时的热情中隐匿着警觉，沏茶倒水的举动里透着机灵，就连擦拭桌子的姿势都别有深意。

汪曾祺察觉到，自己多年泡在茶馆的过往，此时居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些曾留意过的茶馆掌柜，听闻过的街头巷尾的闲聊，目睹过的世间百态，皆化作了创作的滋养。在他的笔下，春来茶馆宛如被赋予了生命，既像是真切存在的街边茶馆，又仿佛是扣人心弦的地下斗争场所。

垒起七星灶

夜已深沉，汪曾祺仍在书桌旁绞尽脑汁思索。摊开在桌上的稿纸，写了又涂，涂了又重新书写。紫砂小茶壶里的茶续了有七八次，茶水早已淡得没了色泽。他揉了揉酸涩的双眼，起身慢慢走到窗边。窗外展现着上海的夜晚景色，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汽笛响，更增添了夜的宁静和人的孤寂。

“垒起七星灶”这句唱词早已有之，然而后续的词句，无论怎么衔接，都感觉差那么点意思。他手持茶壶在屋内来回走动，全然没注意到壶里的水已然变凉。蓦地，舌尖留存的茶味勾起了他儿时在故乡的回忆。

在高邮的一个夏夜，祖父教他诵读苏东坡的《汲江煎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那时年纪尚小的他，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这诗句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祖父领着他来到院子里，手指向月光笼罩下的大水缸，说道：“你瞧瞧，这月光正好落在水瓢之中，这不就是‘大瓢贮月’吗？”随后又指向运河，接着说：“从江里舀一勺水来煮茶，这不就是‘小杓分江’吗？”

往昔记忆中的场景蓦地生动起来。汪曾祺搁下茶壶，迅速回到桌旁，挥笔写下“铜壶煮三江”。写完后他先自个儿念了两遍，越念越感觉韵味十足。这“三江”一词，既与苏东坡的诗意暗自契合，又道出了春来茶馆人来人往的热闹氛围。铜壶里煮的哪是水呀，分明是天南海北的茶客，是江湖豪杰的壮志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