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皇后简介
孝庄皇后简介
在中国历史上,后宫女人专政比较常见,比如说汉朝的吕雉,唐朝的武则天。后世对他们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今天要说的这位主人公是孝庄文皇后,她历经清朝三世,辅佐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可谓功勋卓著。孝庄即孝庄文皇后,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政治家,她虽权倾朝野,但格守本分,却从不垂帘听政,有此胸怀格局着实难能可贵,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的一生横跨四位君主统治期,分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和康熙,并且连续培养和辅佐了两位年幼的皇帝。
一,孝庄皇后

清初政治家、清太宗皇太极之妃,全名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1],出生于蒙古科尔沁,系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之妃、顺治帝的生母、康熙帝的祖母,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葬昭西陵,最终谥号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初八日(3月28日),布木布泰出生。
后金天命十年二月,十三岁的布木布泰由她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5],为其侧福晋。哲哲为大福晋。
后金天聪初,皇太极正式即汗位,其姑哲哲被封为大妃,称中宫大福晋;布木布泰被封为西侧妃,称西宫福晋。但当时未有东西宫福晋的形式,所以布木布泰在后宫位居第二位,仅次于哲哲大福晋。
天聪三年正月初八日生皇四女雅图(后封为固伦雍穆长公主)。
后金天聪六年二月,巴雅尔戴青之女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嫁皇太极为东侧妃,称东宫福晋。布木布泰在后宫地位降到第三位。
天聪六年二月十二日生皇五女阿图(后封为固伦淑慧长公主)。
天聪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生皇七女(后封为固伦淑哲长公主)。
后金天聪八年八月,察哈尔林丹汗的遗孀窦土门福晋阿霸垓博尔济吉特·巴特玛·璪嫁皇太极为侧妃。
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初七日,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以不遂汗意,被改嫁给大臣叶赫部德勒格尔台吉之子南褚。
后金天聪八年十月,布木布泰的亲姐姐海兰珠嫁皇太极,不久宠冠后宫。
后金天聪九年七月,察哈尔林丹汗的遗孀囊囊大福晋——阿霸垓博尔济吉特·娜木钟嫁皇太极。
布木布泰之姐海兰珠、林丹汗遗孀陆续嫁与皇太极,使布木布泰在后宫的地位反复下降。
受封庄妃
崇德元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册封崇德五宫后妃,也称五大福晋: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布和一家就有三位。布木布泰从蒙古大草原来到盛京,给皇太极生下一男三女(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帝),受封为永福宫庄妃。
在皇太极生前,布木布泰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6]。
中宫-清宁宫皇后,称国君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哲哲(即孝端文皇后,是孝庄文皇后之姑),居首位。
东宫-关雎宫宸妃,称东大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海兰珠(即敏惠恭和元妃,是孝庄文皇后之姐),居第二位。
西宫-麟趾宫贵妃,称西大福晋,阿霸亥博尔济吉特氏,名娜木钟(即懿靖大贵妃),居第三位。
次东宫-衍庆宫淑妃,称东侧福晋,阿霸亥博尔济吉特氏,名巴特玛·璪(即康惠淑妃),居第四位。
次西宫-永福宫庄妃,称西侧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即孝庄文皇后),居第五位。
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戌时(1638年3月15日)在盛京皇宫的永福宫生皇九子福临[6]。
尊为太后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其子福临即位,改年号为“顺治”。
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今北京)。
顺治八年二月,世祖亲政,上徽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简称昭圣皇太后;屡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
顺治十八年世祖崩,皇帝福临的第三子玄烨即位为康熙帝,布木布泰尊为太皇太后,称昭圣太皇太后;屡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昭圣太后生活内敛俭朴,不事奢华。平定三藩时,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她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并支持儿孙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皇帝增加十二分敬意。
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皇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二十二年(1683)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昭圣太皇太后病危,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
康熙在诵读祝文时涕泪交颐,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若大算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该月二十五日,孝庄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安然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嘱咐康熙说:“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
康熙皇帝给祖母上了尊崇的谥号—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简称孝庄文皇后。根据她的遗愿,灵柩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并将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东王殿五间拆建于昌瑞山下,称“暂安奉殿”,停灵其中[7]。直至雍正三年(1725),才在暂安奉殿原处就地起建陵园,葬入地宫[8]。
因其陵在盛京太宗皇太极昭陵之西,故称“昭西陵”。昭西陵与昭陵遥相呼应,实乃一而二、二而一,若将其圈入东陵风水墙内,反而形成阻隔。
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
主要成就
布木布泰虽未垂帘听政,但在顺治帝登基、辅佐幼帝,追论多尔衮,辅助康熙帝擒捉鳌拜、巩固皇权及平定三藩之乱、察哈尔布尔尼叛乱中都起了一定作用。她从行政上予以指授,提出一些有利于安定、恢复发展生产及统一的建议。这对于清初政权的巩固,统一及强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9][10]。其主要活动见下文。
式廓大业
在顺治朝,布木布泰以太后之尊,虽未直接干预朝政,但对朝政有一定的影响力。她作为后宫的主宰,在处理皇室婚嫁问题上,表现的较为开明。顺治九年(1652年),定南王孔有德战死,只留下一女名孔四贞。布木布泰破例收为养女,赐号四贞格格。顺治十三年(1656年),“礼部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壮王孔氏,忠勋嫡裔”,“宜立为东宫皇妃”。孔四贞自陈已许配孙延龄,布木布泰尊重孔四贞本人意愿,放弃了立其为皇妃的打算,召孙延龄入京,“奉太后命为夫妇,赐第东华门外”。顺治十年(1653年),布木布泰将皇太极第十四女,嫁给吴三桂子吴应熊为妻。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将“抚育宫中”的原承泽亲王硕塞之女,“封为和硕公主,下嫁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通过这些联姻,一方面联络感情,以结其心;另一方面也是加强控制,留居京师的额驸,实际成为人质[9]。
遵照满蒙联姻惯例,在顺治帝后宫中,来自科尔沁的有两位皇后。第一位皇后是布木布泰的侄女(即清世祖废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册立。后因感情不和,顺治提出废后,满汉大臣纷纷反对。顺治十年(1653年)十月,顺治“奏闻皇太后,(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室”。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顺治帝再娶科尔沁贝勒之女,次月册为皇后。当时,顺治帝宠幸董鄂妃,“奉圣母皇太后谕”,相继册立董鄂妃为“贤妃”“皇贵妃”,死后追谥为“孝献皇后”。在顺治帝的婚姻问题上,母子间虽纠葛不断,但布木布泰基本上满足了儿子的要求[9]。
此外,在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死后,布木布泰还尽心辅佐刚刚亲政的顺治帝,使清朝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首先,布木布泰为顺治帝制定了“作君之则”。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她诰谕顺治帝说:“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百姓是国家之本,所以作为皇帝,应该“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莅政必加以详审刚断”,还要做到赏罚公正、衣着器用合乎准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如果只知享乐,那么帝业将由此更易。凡是机务在前,一定要“综理勿倦”。这份诰谕既反映了中国历代治国的经验,也是针对少年顺治帝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而发。顺治帝称这份诰谕为“作君之则”,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亲政后,遵照母后的教导,经常到内三院与汉人文臣讨论历朝治国的得失,总结治国的经验;选贤任能,严惩贪官,对朝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有所成就。其次,布木布泰在后宫支持朝政。如前文所说,她对汉将孔有德、尚可喜等,抚孤结亲,使其为清朝更好的效力。在后宫提倡节俭,常将节余银两赈济灾民。顺治十一年(1654年),布木布泰发宫中银四万两救灾。顺治十三年(1656年),又发宫中银三万两,赈济直隶灾民。再次,她还曾劝阻顺治帝的轻举妄动。顺治十六年(1659年)七月,郑成功从厦门率舟师北伐,攻克长江的门户镇江,围困南京,震惊清廷。顺治帝举止失措,想要退守关外,受到布木布泰的斥责。顺治帝转而大怒,要“亲自出征,或胜或死”,甚至拔剑击案,以示决心。布木布泰极力劝阻,又派顺治帝的奶母与在京外国传教士反复劝说,这才使他放弃御驾亲征的打算。顺治十七年(1660年)董鄂妃死后,顺治帝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甚至要削发为僧,也为布木布泰等人所劝阻。因此史称布木布泰“启世祖章皇帝,式廓大业”,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9]。
抚育圣祖
顺治帝英年早逝后,由布木布泰选定的、八岁的孙儿玄烨即位,即康熙帝。这次皇位的更替,是完全按照她的旨意进行的。这在清代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选择。据说顺治临死前,曾想选立一位成年的兄弟,但布木布泰坚持立皇子,并择定玄烨。主要理由是:“他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的伤害。”
布木布泰扶助玄烨登上帝位后,拒绝垂帘听政,支持四大臣辅政制。鉴于顺治初多尔衮摄政威胁皇位的教训,辅政四大臣都不是出自皇族,而来自上三旗。四大臣的选择,实际在顺治末年已经显露端倪。如索尼一向受布木布泰倚重,任内务府总管兼内大臣。苏克萨哈、遏必隆与鳌拜分任上三旗领侍卫内大臣,兼任议政大臣。顺治帝亲政时,他们经常侍从皇帝左右,而且接近布木布泰。布木布泰有事,常通过索尼、鳌拜等传谕“启知皇帝”。有次布木布泰生病,“鳌拜等近侍卫护,昼夜勤劳,食息不暇”,受到嘉奖。这说明,在顺治帝亲政时。四大臣已得到布木布泰的特殊倚重和信任。他们能够在康熙初年辅政,绝非偶然,其中自然有出自布木布泰旨意的因素。
四大臣辅政时期,仍以“效法太祖、太宗”作为施政纲领,恢复部分入关前的旧制,立场趋于守旧。约从康熙四年(1665年)起,开始出现裂痕。索尼资望最高,居四大臣之首,最受布木布泰倚信。康熙四年(1665年)初,朝廷议立索尼孙女(即孝诚仁皇后)为康熙帝皇后。鳌拜声称“若将噶布喇(索尼子)之女立为皇后,必动刀枪。满洲下人之女,岂有立为皇后之理?”并会同遏必隆、苏克萨哈启奏布木布泰。布木布泰断然回答说:“满洲之女如何立不得皇后!我意已定,不必再议。”这才平息了立后风波。在这之后,出身镶黄旗的鳌拜以及依附他的遏必隆因强行更换清初圈定的八旗土地而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发生尖锐冲突。索尼不愿卷入他们的纷争,遂于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会同鳌拜等奏请康熙帝亲政,布木布泰谕示说:“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揽?缓一、二年再议。”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布木布泰决定康熙帝亲政理事,但仍强调“虽亲政,尔等仍同辅政”。
鳌拜表面赞同康熙亲政,实际上并不愿放弃辅政大权。他排斥异己,结党谋私,不顾康熙帝反对,害死苏克萨哈。在随后的历法之争中,鳌拜、遏必隆支持一些官员兴起大狱,将制订《时宪历》的汤若望等逮捕审讯,判决其凌迟处死。适逢京师地震,宫中失火,布木布泰亲自出面干预,召来辅政大臣谕示说:“汤若望为先帝勋臣,二十年来未尝有失。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耶?应立即开释,以答上天示警之意。”这才使汤若望获释。后康熙帝经过调查,决定复用《时宪历》。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索尼次子索额图由吏部侍郎转为一等侍卫,随侍康熙帝身边。当月,康熙帝下令逮捕鳌拜,开始全面亲政[9]。
康熙帝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布木布泰便直接负起养育的责任,倾注心血,把他教育成人,教他如何做人,怎样为政。正如康熙帝自己所说:“朕自幼会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在“独嗜图史”的布木布泰影响下,康熙帝从小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嗜好伴其终身。他“矢志读书”,“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至忘寝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捧起书本,几乎忘掉一切。保姆朴氏担心他年龄太小,读书过多而有伤身体,不止一次将书藏起,希望能使他休息一下。但他一经发现,便立刻索回,继续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对于孙儿的勤奋苦学,布木布泰既感欣慰,又十分心疼,她曾忧喜掺半,不无责备地对康熙帝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呢?”布木布泰对康熙帝既慈爱备至,也处处从严要求。凡饮食,一言一行,都得照规矩和礼仪而行,稍有疏忽,就受到责备。康熙帝继位初期,有一天,当着众臣之面,布木布泰问康熙帝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康熙帝答道:“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此事让他印象深刻,数十年后仍铭记在心,即使平时独处,也不敢越分违背[11]。
康熙帝全面亲政后,布木布泰全力辅佐他。布木布泰虽不干预政事,但朝廷每有黜陟,康熙帝大多先禀告祖母而后施行。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帝每天上朝前或下朝后,都要去后宫向布木布泰问安请示,有时一天多达三次,聆听祖母面授机宜。康熙帝称颂祖母虽“穆处深宫”,但常为国家谋划“弘纲大政”,“勉以怀保,惕以励精”。康熙十一年(1672年)末,布木布泰谕示康熙帝,希望他“安不忘危,闲暇时仍宜武备训练”,又说“(为)人君之道,诚莫如虚公裁断”。次年(1673年)二月,翰林院进呈刊刻满文译本《大学衍义》一书。布木布泰甚为欣喜,特发内宫白金千两,奖赏译刻有功人员。她要求康熙帝治国必先修己,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因此对译刻《大学衍义》一书大加赞许。 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尤其是在政务方面,布木布泰时时给予指点,授以方略,使他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12]。
三藩之乱爆发后,布木布泰时刻关注战局,经常发宫中帑银犒赏前方将士。康熙十四年(1675年),驻牧在关外义州的蒙古察哈尔部,乘清军主力南下,兴兵反叛,威胁京师。康熙帝甚为忧虑,布木布泰谕示:“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图海挑选八旗家奴中精锐者数万出征,很快平定了叛乱。
布木布泰对康熙帝精心培育,给予其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他去完成一代伟业。当布木布泰病危时,康熙帝日夜侍药看护,深情地忆起祖母的养育之恩道:“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12]
家世
高祖父:博尔济吉特·博地达赉(科尔沁部贝勒)
曾祖父:博尔济吉特·纳穆塞(科尔沁部贝勒)
祖父:博尔济吉特·莽古斯(科尔沁部和硕福亲王、贝勒/札日固齐/断事官;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萨尔的第十八世孙)
祖母:名不详(清人称其为科尔沁部大妃、被皇太极册封为和硕福妃)
姑姑:博尔济吉特·哲哲(孝端文皇后)
父母
父:博尔济吉特·布和(科尔沁部忠亲王宰桑、宰桑-布和)
母:博礼(清人称其为科尔沁部次妃、被皇太极册封为和硕贤妃)
兄弟姐妹
胞姐:博尔济吉特·海兰珠(同胞亲姐妹)
哥哥:博尔济吉特·吴克善、博尔济吉特·察罕、博尔济吉特·索诺木、博尔济吉特·满珠习礼
丈夫
爱新觉罗·皇太极,即清太宗。
子女
长女:雅图,即固伦雍穆长公主。
次女:阿图,即固伦淑慧长公主。
三女:即固伦淑哲长公主。
子: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皇帝。
孙子: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
资料来源[13][14]
其他
仆人:苏茉儿(即苏麻喇姑),与布木布泰朝夕相处达六十余年,为康熙帝的启蒙老师[15]。
轶事典故
劝降经略
崇德七年(1642)三月,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下令把洪押到盛京,派汉臣范文程等轮番劝说,洪承畴始终不屈,为此皇太极颇费踌躇,食不甘味。孝庄看到这种状况,毛遂自荐,亲自去劝说,“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终于说服洪承畴投到清军辕下。 此事件广为流传,后世也多有作品演绎,但详细记载并不见于正史,真实性学术界尚有争议。
立储风波
崇德八年八月九日,皇太极在突发脑溢血而死。由于皇太极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遗嘱,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正悄悄展开。
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都虎视眈眈于皇位。
但最后皇位落在了只有六岁的福临身上,或许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为避免内乱而作退让。但促成这一举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孝庄的幕后活动。
孝庄是否笼络多尔衮,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
主仆情深
历史上的苏茉儿的确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最初名字叫苏茉儿或苏墨尔,顺治晚期或康熙年间改称满名苏麻喇姑,意思是“半大口袋”。她病逝后,宫中上下都尊称她为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与孝庄文皇后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厮守达60余年,二人之间实际上早已超出了一般的主仆关系[16]。
母子斗法
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而福临恰恰不喜欢这位皇后,且这位皇后爱嫉妒。福临无法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顺治十年(1653)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同意,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
董鄂氏被接入宫中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不过福临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要册立董鄂氏为皇后,这一切造成了母子间的隔阂。后来董鄂氏去了,他甚至把一切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17]。
培养孙儿
在“独嗜图史”的孝庄影响下,玄烨从小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嗜好伴其终身。他“矢志读书”,“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至忘寝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捧起书本,几乎忘掉一切。保姆朴氏担心他年龄太小,读书过多而有伤身体,不止一次将书藏起,希望能使他休息一下。但他一经发现,便立刻索回,继续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对于孙儿的勤奋苦学,孝庄既感欣慰,又十分心疼,她曾忧喜掺半,不无责备地对玄烨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呢?”
玄烨继位初期,有一天,当着众臣之面,孝庄问玄烨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玄烨答道:“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少年皇帝决意做贤明之君,富国裕民的强烈愿望,显示出孝庄多年培育的初步成效。
尊谥差异
布木布泰的徽号(尊号)和谥号都用了汉字“庄”,但在满文里却不同,皇太极所封之“庄妃”之“庄”的满文“jingji”偏向于富态,而康熙帝所上谥号“孝庄”之“庄”的满文ambalinggū偏向于大方、魁梧。由此可以看出在皇太极和康熙帝的不同视角之下,布木布泰的形象和评价亦有所不同[18]。
昭西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大红门外东侧,是安葬布木布泰的陵寝。 布木布泰崩逝后,按祖制,应将她葬入盛京的昭陵与皇太极合葬,但布木布泰遗嘱在东陵安厝。康熙帝既不愿破坏祖制,也不想违背祖母遗愿,于是将布木布泰生前喜爱的寝宫拆运到河北遵化,建了一座临时殡宫,称“暂安奉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将布木布泰梓宫停放在内。雍正帝即位后,以“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入安,子孙蕃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为理由,认为暂安奉殿所在之地就是风水宝地,因此在雍正三年(1725年)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同年十二月将停放了三十七年之久的布木布泰梓宫正式葬入地宫[20]。昭西陵是清朝皇后陵中级别最高的陵寝[21]。
人物争议
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是否存在,史学界尚有争议。太后下嫁之说,最早引起史家关注的是明遗民张煌言的十首《建夷宫词》,其中有一首说:“上寿觞为合而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太礼恭逢太后婚”[23]。主张太后下嫁说的还有其它一些论据:其一,多尔衮尊称为“皇父摄政王”;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不仅有自称“皇父摄政王”,还有“又亲到皇宫内院”;其三,孝庄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下嫁多尔衮而有难言之隐。
但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早就撰有《太后下嫁考实》,针对太后下嫁说的各种根据,一一予以驳难[24]。孟森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再者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中国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周武王也称姜太公为尚父,不足为据,至于所谓到“皇宫内院”,疑多尔衮另有乱宫之举,不见得专指孝庄太后;再者孝庄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孝端皇后,且皇后不与夫君合葬,这在古代并不乏实例。阎崇年也认为至今还没有见到一条关于“太后下嫁”的史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25]。
孝庄皇后:横跨四位君主,扶植两代帝王
孝庄,即孝庄文皇后,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政治家,她虽权倾朝野,却从不垂帘听政,有此胸怀格局着实难能可贵。
她的一生横跨四位君主统治期,分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和康熙,并且连续培养和辅佐了两位年幼的皇帝,为清朝初年的政局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提起孝庄,未对清代历史有了解的人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她与摄政王多尔衮的绯闻上,至于孝庄是否下嫁多尔衮一事,史学界尚无定论。
比起孝庄太后的绯闻,她的智谋、胸怀和格局更为后人所称道。
拥立福临稳定政局
清朝初年,皇太极去世后,由于生前并未建立完善的皇权继承制度,导致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都有机会为自己争取继位。
肃亲王豪格后面有正黄旗和镶黄旗的拥戴,睿亲王多尔衮则有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支持,两方争执不下,逐渐势同水火,大有决一死战的前兆。
关键时刻,孝庄不忍刚建立的大清政权毁于内部斗争,便毅然站了出来。
孝庄先是找到八旗旗主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高的礼亲王代善,晓以利害,指出只有让福临继位,才能缓和两白旗和两黄旗之间的矛盾。
代善手上握有正红旗和镶红旗,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实力较弱,一直依附于代善,能说服代善,福临继位便指日可待。
礼亲王代善素以仁慈贤明著称,当时努尔哈赤去世后,代善作为次子有争夺皇位的名分和实力,但最终为了大清的繁荣昌盛,便毅然决然推举皇太极继承皇位。
礼亲王代善最终为了大局同意了孝庄的提议,决心拥立福临为帝。
消息传到了多尔衮之弟,镶白旗旗主,豫亲王多铎耳朵里,他和阿济格便怂恿多尔衮武力夺取皇位。
当时八旗中,以两白旗战斗力最为强悍,但仅凭借两白旗无法与其它六旗抗衡,权衡利弊后,多尔衮不得不接受福临为帝的事实。
据《东华录》记载:“代善等奉上福临嗣位,王、贝勒、大臣等共为誓书,昭告天地,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
自此,福临正式继位,1644年,改元顺治。政权趋于稳定,内部争斗基本告一段落。
孝庄运用自己的谋略和智慧,通过拉拢代善,削弱了多尔衮和豪格两方势力,成功地将大清政权推向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追论多尔衮罪责
福临继位后,多尔衮和豪格因帝位争夺的斗争被平息,大清有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时间,但随着清朝的版图越来越大,多尔衮和豪格对权力的渴望还能压抑多久?
福临继位次年改年号顺治,顺治元年,由于明政权出现内部分裂,清军在吴三桂带领下入关,清朝由地方性政权成为统一中国的中央性政权。
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开始不安分了起来,开始排除异己,先是逐渐削弱另一位辅政重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权力,紧接着开始密谋除掉豪格。
豪格因平定四川张献忠有功,愈发要与多尔衮争个高下,无奈豪格缺乏宫廷斗争经验,很快败下阵来,被多尔衮以隐瞒部将冒功等罪名下狱,直至死于狱中。
多尔衮的政敌肃清后,一时权倾朝野,大肆任用朋党,取顺治皇帝而代之的野心愈发彰显。
顺治皇帝早就对多尔衮心生不满,欲除之而后快,可孝庄却劝他隐忍,现在时机未到,贸然行动会打草惊蛇,须等待顺治皇帝亲政后便可一鼓作气,铲除多尔衮。
然而,多尔衮的野心并未实现,自己就在一次狩猎途中病逝。
面对多尔衮的逝世,顺治皇帝一心想的是如何掘其墓以发泄这些年隐忍的愤怒,这时,孝庄却告诉顺治皇帝,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来巩固皇权。
顺治皇帝在孝庄的授意下,先是收回了多尔衮的兵符,从此军国大事统一由皇帝决断。
随后,削去了多尔衮的封号和庙享,这使得原先依附于多尔衮的王公大臣们惴惴不安,不得已请求顺治皇帝自撤官职以求保命。
此举几乎将多尔衮数年来苦心经营的权力全部收归皇权。最后,顺治皇帝将正白旗的统领权收归自己,至此,上三旗的指挥权全部归于顺治皇帝。
多尔衮死后不足一百天,顺治皇帝就颁诏宣布了多尔衮的罪责,昭示天下,此时顺治皇帝年仅13岁。
试想,年仅13的顺治皇帝虽然亲政,但能作出如此雷厉风行的处置,绝对是孝庄的授意。
顺治皇帝在孝庄的帮助下,真真正正地实现了自己的亲政,从此再无外部势力插手国家大事。
助康熙智擒鳌拜
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病逝,将皇位传给年仅八岁的第三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
由于玄烨即位时年仅八岁,既没有能力处理朝政,也不能制约群臣,孝庄特意挑选四位辅政大臣来辅佐年幼的玄烨。
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虽为首辅,却年迈多病,无力过问政事,遏必隆和鳌拜同出自镶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素有争斗,故联手排挤出自正白旗王族的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被鳌拜扳倒后,鳌拜实际已大权在握,一时炙手可热,目中无人,极大地威胁了康熙皇帝的统治。
孝庄得知鳌拜越来越专横跋扈后,决心帮助孙子康熙皇帝铲除鳌拜及其党羽。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孝庄先是授意康熙皇帝,以诛杀乱臣贼子苏克萨哈有功,擢升鳌拜为一等公爵,世袭罔替。
除欲擒故纵外,孝庄也用了一些障眼法,让许多年轻侍卫陪康熙皇帝摔跤,将军国大事等繁琐政务统一让鳌拜处理。
鳌拜每次进宫面圣都见不到康熙皇帝,鳌拜以为少年康熙皇帝沉迷作乐,纵情声色,逐渐对康熙皇帝放松了警惕。
随着鳌拜的日益骄纵跋扈,也损害了诸多满汉大臣和王公贵族的利益,此时康熙皇帝的侍卫也逐渐成气候,擒拿叛贼鳌拜的时机已经成熟。
康熙皇帝八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旨进宫,进宫后并未见到康熙皇帝,以为康熙皇帝又和往常一样沉于作乐,并未引起过多重视。
此时,众大臣想让鳌拜去武英殿请康熙皇帝出来议事,鳌拜平时骄横跋扈惯了,便应众大臣之请去寻找康熙皇帝。
由于鳌拜孤身一人前往武英殿,并未佩戴兵器,刚一进门,就被侍卫扑倒,即使是“满洲第一勇士”,但双拳难敌四手,很快就被训练有素的年轻侍卫们捕获。
康熙皇帝智擒鳌拜时年仅14岁,世人都称赞康熙皇帝少年有为,以14岁的胆识和智谋便一举擒获“满洲第一勇士”,殊不知,这幕后的推手其实是孝庄。
没有孝庄的授意与精密谋划,仅凭康熙皇帝自己是无法与老奸巨猾的鳌拜掰手腕的。
鳌拜被逮捕归案后,其党羽也相继落网,众多满汉大臣和王公贵族请求康熙皇帝灭其九族,对当初同鳌拜沆瀣一气的遏必隆等也要严惩不贷。
康熙皇帝年轻气盛,心里这口恶气憋了多年,现在终于能够扬眉吐气,也决心要严惩鳌拜及其党羽。
关键时刻,孝庄耐心教导康熙皇帝,现在大清政权基本稳定,不宜大动干戈,反而此次事件正是收买人心的好时候。
康熙皇帝听从孝庄的教诲,仅处死了与鳌拜关系最密切的几人,其余参与者大多被赦免。
就连四大辅政大臣之一,与鳌拜同出自镶黄旗的遏必隆也被赦免死罪,仅削去太师之职,随后又授予了遏必隆掌管宫廷宿卫的职责,对遏必隆信任如初。
经过此事,不仅使鳌拜部分党羽感恩戴德,从此誓死效忠康熙皇帝,也让以遏必隆为首的镶黄旗更加拥戴康熙皇帝,使得八旗内部更加团结。
鳌拜倒台一事牵连甚广,如果康熙皇帝一意孤行大兴牢狱,恐怕大清初期好不容易稳定的政权又要动荡不已。所幸孝庄老成持重,高瞻远瞩,教诲康熙皇帝学会恩威并施,这才保证了清朝初期的稳定发展。
孝庄是清代前期处于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虽处在权力的巅峰,但从不垂帘听政,总揽大权,总是在背后出谋划策。
孝庄先后辅佐顺治和康熙两代皇帝,耐心教导他们去做一代明君,处理国事要思虑再三,继往开来,永铸大清江山。
孝庄对大清初期的国家统一和强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究其一生,孝庄虽身在高位,但却从未被权势蒙蔽住双眼。她的胸怀、智谋和格局永远被后人所称道,她的事迹也在清朝史书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提起孝庄,未对清代历史有了解的人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她与摄政王多尔衮的绯闻上,至于孝庄是否下嫁多尔衮一事,史学界尚无定论。
比起孝庄太后的绯闻,她的智谋、胸怀和格局更为后人所称道。
二,孝庄与多尔衮
他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赫图阿拉出生,后来伴随着后金政权的都城迁到了盛京,多尔衮也跟随到此。由于多尔衮年龄尚小,且深受努尔哈赤的喜爱,因而努尔哈赤并没有让他外出带兵或者派遣出使任务,这也使得多尔衮在努尔哈赤去世前都没有离开其身边半步。
所以说,孝庄和多尔衮从小相识,以至于互生情愫,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不仅没有见过彼此,甚至说完全不认识对方。
而这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便是在皇太极与孝庄的婚礼上,这个时候孝庄已经成为了皇太极的侧福晋,同时也就此成为了多尔衮的兄嫂。
皇太极在位时期,孝庄与多尔衮之间根本没有机会培养“感情”。
既然两人不是从小两情相悦,那么他们会不会是在皇太极登基之后才产生的感情,进而在宫中偷偷私会呢?答案同样是不可能。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任成为了后金大汗,而孝庄也就此跟随着她的姑姑哲哲,搬到了后宫之中居住。这样一来,多尔衮与孝庄之间有了等级、身份上的距离,他们之间的相见也必须要经过皇太极的同意,还要置身于无数侍卫、宫女的“监视”之下。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多尔衮开始在战场上崭露头角,并且多次跟随皇太极或者独自领兵在外征战,在盛京的时间也非常有限,确实没有时间与孝庄来培养“感情”。
而在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正式改元称帝之后,这样的假设就变得更加不可能了。
在此之前,皇太极的后宫中,地位最高的两位便是大福晋哲哲和侧福晋孝庄了,而在这一年,皇太极册封为了“五宫后妃”,即中宫-清宁宫皇后哲哲,东宫-关雎宫宸妃海兰珠,西宫-麟趾宫贵妃娜木钟,次东衍庆宫淑妃巴特玛璪,次西宫-永福宫庄妃孝庄。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皇太极,是在沈阳故宫,并不是北京故宫。如果是在大清王朝一统天下,定都北京,皇帝正式搬到紫禁城的时候,这些后妃可以有着自己独立的宫室和院落,相当于有了相对“私人”的空间。然而,在沈阳故宫之中,这“五宫后妃”却是住在一个院落的,也就是说,她们之中一位接见了谁,做了什么事情,其他的四人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尔衮还敢来与孝庄“私会”么,就是多尔衮敢来,孝庄也真的会和多尔衮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举动么?
由此可见,伴随着皇太极正式成为了最高统治者,孝庄也就此深居后宫之中,与外界基本处于一种隔绝状态,本就在此前与多尔衮鲜有交集的她,更加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与多尔衮培养出感情。也正是因为如此,顺治是孝庄与多尔衮所生的观点,也就彻底成为了无稽之谈。
关于“太后下嫁”,至今仍是一个谜。
“清宫八大谜案”之中,就有着“太后下嫁之谜”。关于孝庄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到今天为止,各方仍对此是争论不休。
持反对意见的人称,这是“反清复明”人士的对于清朝的一种“诋毁”和“讽刺”。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南明抗清名士、后来被誉为“西湖三杰”之一的张煌言所著的《建夷宫词》。
“上寿觞为合而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太礼恭逢太后婚。”
由于写这首诗的时间,与多尔衮被顺治晋封为“皇父摄政王”的时间基本吻合,并且此时顺治登基之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的哲哲早已去世,所以这里的“太后”,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看做是顺治皇帝的生母、当时的圣母皇太后孝庄了。

但是,张煌言的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他是明朝崇祯年间的举人,后来官至南明兵部尚书,清军南下之时便始终坚持抵抗清军,还同另外一位抗清名士郑成功并肩作战过。
也正是因为如此,张煌言对于清朝恨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看到自己通过“武力”恢复大明王朝的江山无望的时候,也只能用自己的笔墨来宣泄一下对于清朝的不满,并且也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重申“华夷之辩”,毕竟在儒家传统观念之中,寡妇再婚是有违伦理纲常的,而他也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动摇清朝的民心基础与统治根基。
于是,许多人将这首诗看作是张煌言有意而为之,其政治目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本身描述内容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当时朝鲜的部分史料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也被当成了对于清朝统治的诋毁。可实际上,包括当年努尔哈赤有意传位给多尔衮,皇太极勒死多尔衮生母阿巴亥后,自己登上汗位的内容,也是出自朝鲜的史料。将其归结为朝鲜不满清朝的统治,进而用如此方式来“抹黑”清朝,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也有一些人认为,孝庄确实“下嫁”给了多尔衮,原因就在于多尔衮的这个“皇父摄政王”的名号上。
其实,“寡妇”嫁给自己的丈夫的弟弟这样的“转房婚”,以及“寡妇再嫁”这样的“继婚”,在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比如皇太极在招降了林丹汗的继承人额哲之后,将自己的女儿玛卡塔公主嫁给了额哲。额哲去世后,玛卡塔公主又改嫁给了额哲的弟弟阿布鼐,完成“转房婚”。
多尔衮和孝庄的民间流传很多,但是哪一个又能证明历史,有何依据,这只是大家的猜测。或许两人之间有暧昧关系,但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太后下嫁多尔衮不可能。
当时已经守寡的孝庄皇太后,刚30岁,独自带领6岁的小皇帝,周旋在复杂的宫廷中。而当时掌控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能随时进入后宫,这样就给好事者留下了话柄。太后下嫁
这件事当时吵得沸沸扬扬,民间流传着多种说法
1,青梅竹马的说法
相距三四百公里如何从小相识?
有学者认为,孝庄太后与多尔衮原本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皇太极去世后,是爱情的力量让孝庄太后下嫁给了多尔衮。
所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就是说两个天真无邪的人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亲密无间,没有猜疑。“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前提是从小相识,但孝庄太后与多尔衮年少的时候认识吗?
孝庄太后是蒙古人,生活在蒙古科尔沁部(今内蒙古通辽市),而多尔衮是满人,生活在辽东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抚顺市,努尔哈赤刚即位时,定都于此),两地相距三四百公里。两人相隔如此遥远,根本就没有办法从小相识并一起长大,更谈不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了。此外,孝庄太后13岁就嫁给了皇太极,她与多尔衮也压根就没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机会。所以说,“青梅竹马说”并不成立。
如果从多尔衮死后的结局来看,孝庄太后不但与多尔衮没有青梅竹马之情,甚至还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感情纠葛:多尔衮死后不久,顺治就立刻颁布了多尔衮的十大罪状,多尔衮被“削爵,撤庙享,并罢孝烈武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官”。此外,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记》记载说,多尔衮的坟墓被挖,尸体遭到鞭打,甚至有人将其头颅斩下,使其身首异处。如果孝庄太后与多尔衮存在一丝感情,恐怕多尔衮也不会在死后落得如此下场吧?
2,报恩说
顺治继位是多尔衮的功劳吗?
有学者认为,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是为了报答多尔衮拥立自己的儿子顺治继位的大恩,但顺治继位是多尔衮的功劳吗?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关于皇位继承人,满人最初实施的是汗位推选制,由满八旗的旗主推选出新任皇帝。皇长子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便成了大臣们拥立的主要对象。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颇受群臣的拥戴。由皇太极生前亲自掌管的正黄旗和镶黄旗支持豪格继承皇位。此外,正蓝旗、镶蓝旗、正红旗、镶红旗也倾向于支持豪格继承皇位。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的弟弟,豪格的叔父,此时他虽然已经不是皇子,但军功卓著,有正白旗和镶白旗两旗的支持,完全具备与豪格争夺皇位的资本。
如果豪格想要继位,势必要经过多尔衮的同意。如果多尔衮强行继位,也势必会遭到六旗的反对。正当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他们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让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6岁的顺治继位,并由多尔衮和豪格的支持者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济尔哈朗出任第一摄政王,多尔衮出任第二摄政王,这样就平衡了双方的势力。
由顺治继位是由多尔衮率先提出的吗?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由多尔衮提出的,另一种认为是由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的。
据《清史稿·多尔衮传》记载:“(崇德)八年,太宗崩,王(睿亲王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奉世祖即位。”意思是说,是由多尔衮与诸位王公贝勒拥立顺治继位的。
而《清史稿·世祖本纪》中却记载说:“(崇德)八年秋八月庚午,太宗崩,储嗣未定。和硕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奉上嗣大位,誓告天地,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意思是说,顺治继位是由礼亲王代善与诸王(包括多尔衮)以及大臣商议的结果。这里主要倾向认为是由济尔哈朗率先提出让顺治继位的。
根据以上记载来看,多尔衮确实参与了拥立顺治继位一事,但这并不代表拥立顺治继位是由多尔衮提出的,因为拥立顺治继位的并非只有多尔衮,肯定还有他的对手豪格。如果豪格不支持拥立顺治继位,那么顺治肯定也无法继位,因此,我们就能说豪格是率先提出拥立顺治继位的人吗?显然不合适!所以说,顺治继位是由多尔衮率先提出的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事实上,率先提出让顺治继位的应当是济尔哈朗。众所周知,政治斗争通常是你死我活的一场厮杀。从双方利益来看,如果多尔衮在顺治继位之前就与孝庄太后和顺治存在深厚的私人感情,并且提出让顺治继位,豪格为今后的命运考虑,断然不会同意让顺治继位,因此,我们还可以从侧面推断出,多尔衮与孝庄太后至少在顺治继位之前并无情感纠葛,也不太可能率先提出让顺治继位。顺治继位不过是豪格与多尔衮争夺皇位期间双方均无法胜出的无奈选择,而多尔衮在拥立顺治继位一事上,并未做出什么贡献,孝庄太后也根本就没有必要报恩,就更没有必要下嫁多尔衮了
3,皇父摄政王说
因功勋卓著才被尊称为“皇父”
《清圣祖实录》曾记载过孝庄太后对康熙所说的一段话:“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从这里来看,“皇父”就是“父皇”的意思,因此,有人就认为如果孝庄太后没有下嫁多尔衮,顺治就没有必要称呼多尔衮为“皇父”。在弄清事实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多尔衮是如何成为“皇父摄政王”的。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多尔衮因功勋卓著被封为叔父摄政王。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御史赵开心认为,皇帝称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是因为多尔衮是皇帝的叔父,只有皇帝才可以如此称呼,而大臣与百姓应当在“叔父”前加“皇”字,这样才符合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于是,多尔衮从“叔父摄政王”变成了“皇叔父摄政王”。
据《清史稿·多尔衮传》记载:“(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南郊礼成,赦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这段话明确指出,多尔衮是因为治理天下功勋卓著才被尊称为“皇父摄政王”的,而非是因为孝庄太后下嫁给了多尔衮。
此外,在多尔衮死后,《清史稿·多尔衮传》还记载说:“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疏言:‘……(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僣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我们可以从“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看出,实际上是多尔衮自封的“皇父摄政王”,与孝庄太后毫无关系。
至于“皇父”二字,其实并不能证明孝庄太后曾下嫁多尔衮,因为古代帝王为表彰功臣,也有很多尊称功臣为“父”的例子,如周武王称姜尚为尚父、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等。
众所周知,清朝皇子称呼皇帝为“皇阿玛”,而光绪帝却称慈禧太后为“皇阿玛”,难道这能证明慈禧太后就是男性吗?
事实上,多尔衮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再到“皇父摄政王”,不过是多尔衮个人权势不断膨胀的过程。顺治作为一个毫无实权的小皇帝,除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也毫无其他办法。
4,《建夷宫词》说
太后婚礼在慈宁宫举办?
顺治六年,一位叫张煌言的人曾写过一首名叫《建夷宫词》的诗,而这首诗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记载孝皇太后下嫁的文字,诗的内容为:“上寿殇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如果单从这首诗来看,孝庄太后确实下嫁了,但这首诗存在很多疑点。
张煌言是著名的抗清英雄,在崇祯年间,曾官至兵部尚书。顺治元年,张煌言起兵抗清,曾与郑成功一同连续攻克安徽二十余城。他坚持抗清近20年,直到康熙年间郑成功等人相继去世,他见光复大明无望,才解散部队,隐居山林。但不幸的是,不久被俘并惨遭杀害。
从张煌言的个人经历来看,很明显他与大清政权势不两立,由他创作的《建夷宫词》很难保证内容是客观的。我们仅从诗的名字中就能看出很大的民族偏见:“建”是指建州女真,满人属于女真族三大部之一的建州女真,当时满人称帝后建立的后金已经改名为大清,但张煌言仍旧称呼满人为“建州女真”。而“夷”是指“夷狄”,说满人就是蛮夷之人。
“慈宁宫里烂盈门”,说孝庄太后的婚礼是在慈宁宫里举办的。事实上,慈宁宫在李自成撤出北京时已被焚毁,于顺治十年时重新修好,孝庄太后也是在这一年才搬进慈宁宫居住的,但此时离多尔衮去世已经三年,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慈宁宫举行婚礼。
此外,张煌言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身在江南,并不在北京,他并没有亲眼见到,只是道听途说,因此不足取信。
我们知道,诗词是用来抒发个人情感的,可以夸张,也可以比拟,《建夷宫词》不但带有偏见,还出现很多与事实相悖的事情,所以并不能证明孝庄太后曾下嫁多尔衮。
5,朝鲜史料说
朝鲜大臣称“似是”已成为太上皇
《朝鲜王朝实录》中曾记载:“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二月壬寅,上朝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
当朝鲜大臣金自点问清朝使者为何多尔衮会从“皇叔父摄政王”突然变成“皇父摄政王”时,大清使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告诉他,去掉“叔”字,进京朝贺时,应当视摄政王与皇帝为一体。
有学者根据朝鲜大臣郑太和的“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认定孝庄太后曾下嫁多尔衮。事实上,郑太和只不过是说多尔衮“似是”已成为太上皇,但并没有说多尔衮就是太上皇,况且这话仅仅是从多尔衮的地位来说的。我们单从多尔衮的地位来看,其实与太上皇无异,郑太和也不过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朝鲜国王听完郑太和的话后,又说了句“然则二帝矣”,意思是说,如果多尔衮真成了太上皇,那么大清就会有两个皇帝啊!由此来看,朝鲜国王也是在猜测,并没有肯定多尔衮就是太上皇。
如果孝庄太后曾经下嫁多尔衮,大清朝廷一定会把太后下嫁诏书送到朝鲜,《朝鲜王朝实录》里也一定会对此事做出记载,但翻遍《朝鲜王朝实录》,并未找到对此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仅凭朝鲜君臣的猜测,并不能确定孝庄太后曾下嫁多尔衮。
6,未葬昭陵说
孝庄下嫁后无颜黄泉下见皇太极?
按照清朝祖制,孝庄太后死后理应与皇太极一同安葬在昭陵。皇太极有五位妻子,除了孝庄太后被安葬在昭西陵之外,其他则全部被安葬在昭陵,因此,有学者就认为,这是因为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后无颜在黄泉之下面见皇太极,所以才不愿与之合葬,但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针对未葬昭陵一事,《清实录》中曾记载了孝庄太后在临终前给康熙留下的遗嘱,说:“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埋葬顺治的地方)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皇太极死于1643年,孝庄太后死于1688年,两者去世时间相差45年,孝庄太后不愿惊动死者亡灵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清代皇帝与皇后分葬的并非只有孝庄太后一人。其中,顺治安葬在东陵,孝惠章皇后则安葬在孝东陵;雍正安葬在西陵,孝圣宪皇后则安葬在泰东陵……皇帝与皇后分葬也是常事,所以并不能证明孝庄太后曾下嫁多尔衮。
我们知道,在皇帝的诏书和大臣的奏疏中都大张旗鼓地尊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如果孝庄太后下嫁了多尔衮,单凭多尔衮飞扬跋扈的性格也一定会将此事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国人也一定会对此大书特书,但目前未发现有关此事的记载。
如果说正史存在忌讳,那么私家笔记、秘录、文集等也会对此事进行记载。退一万步说,国人因忌讳不敢记载,那么朝鲜人的《朝鲜王朝实录》则可以毫无避讳地记载,但仍旧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蛛丝马迹。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条过硬的证据能够证明孝庄太后曾下嫁多尔衮,因此,此事应当是子虚乌有的。(摘自《这些年,我们还在相信的历史谣言》韩明辉浙江大学出版社)
7,弟娶其嫂说
满洲有个习俗,哥哥死了,弟弟娶嫂子。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就得娶孝庄?推论,不能做事实。
当时孝庄是太后,下嫁多尔衮住哪?多尔衮去皇宫,还是孝庄去多尔衮的府里,想想现实么,大环境也是不容许的。
7,多尔衮简介
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别名墨尔根戴青,出生于赫图阿拉,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清太宗皇太极之弟,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清朝入主中原的重要功臣。
1635年,多尔衮率军收降蒙古林丹汗残部并获得元朝传国玉玺。皇太极称帝后,封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皇太极去世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佐顺治帝,入主中原。1644年统兵入关,败李自成农民军,又派兵下江南,灭南明弘光朝,逐步确立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实行圈地,逼民投充,强制剃发易服,厉行逃人法,激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1]。1650年冬,多尔衮死于塞北狩猎途中,被追封为“清成宗”,谥号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后以谋逆大罪削爵籍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平反,恢复睿亲王封号[1]。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出生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城,其名字的满语意思为“狗獾”[8]。生母名阿巴亥,乌喇那拉氏,是乌喇贝勒满泰的女儿,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一岁,她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满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其母阿巴亥在富察·衮代去世后被立为大福晋,,这样,由于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逐渐失去其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己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初建勋功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阿巴亥被逼殉葬[9]。父母死时,多尔衮年仅15岁。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年),在母亲死去的翌年,多尔衮就随其兄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有战功,破敌人于敖穆楞。皇太极赐给他“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的统帅)的美号[10]。这一年,多尔衮十六岁。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多尔衮跟从皇太极从龙井关突入明朝边塞,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逼近通州, 接近北京。并且在广渠门外大败袁崇焕、祖大寿的援兵,又在蓟州歼灭明朝山海关的援兵。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年),攻打北京的大军班师回朝,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又大破明军。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多尔衮掌吏部事。在攻打大凌河之战中,多尔衮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多有伤亡。祖大寿约定献出锦州投降,十月二十九日夜,多尔衮与贝勒阿巴泰等率领四千兵马,与祖大寿所属旧部三百五十人,装作溃败的样子,打算袭取锦州,锦州明军迎战,多尔衮击败了锦州的明军。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多尔衮从征察哈尔。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商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皇太极向大臣们询问,明朝、朝鲜、察哈尔这三个地方,先打哪个。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动摇明统治根基,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出发,建议皇太极每年整顿兵马,乘谷子熟时深入明境,围困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消耗其国力。多尔衮的建策,得到皇太极采纳。因山海关外一带地方尚为明朝重兵把守,于是八旗军队绕道蒙古地区,越过长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给明朝以沉重打击。
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惟独察哈尔部在林丹汗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精兵万人,前往黄河河套地区,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进展顺利,先后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传国玉玺,上有“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将玉玺呈献给皇太极。群臣因而奏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
受封理政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号大清,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从此更加受到重用[11]。阿济格等率军伐明,太宗命多尔衮与多铎一起攻山海关来牵制明军的力量,阿济格胜利之后,多尔衮回师。十二月,皇太极亲征朝鲜,史称丙子之役,多尔衮随同。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皇太极令多尔衮攻江华岛,俘虏朝鲜国王家属,并限“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四月初五,多尔衮奏报押送朝鲜人质昭显世子李夫妇和凤林大君李淏夫妇及182名随从官员、下人和家属抵达盛京。
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讨伐喀尔喀,多尔衮负责留守,多尔衮修筑了辽阳都尔弼城,修筑完成后,命名曰屏城;然后又修筑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南征明朝,这次南征兵分两路,贝勒豪格在多尔衮亲率的左翼军中。左翼军从墙子岭、董家口入关,掠山西,破济南,杀明朝宣大总督卢象升;然后北掠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返还,往返扫荡数千里,于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回到辽东;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敌17阵,俘获人畜26万。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会战。清军起先以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为首,后皇太极亲自赶来增援。明军经两年激战最终惨败,洪承畴松山城破被俘投降,祖大寿举锦州城投降。松锦决战后,明朝在山海关以东只剩下宁远一城。
皇太极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多尔衮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拥立幼帝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于盛京清宁宫,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时,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皇太极称帝之初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
多尔衮便是另一个竞争者。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因此,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皇帝。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都一起来到崇政殿,举行决定皇位归属的会议。最后矛盾集中在了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以多尔衮和多铎为首的两白旗上。双方相争,委决不下[12]。
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多尔衮自立的条件还不成熟,阻力来自两黄旗原皇太极手下的亲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尔衮最后议定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至是,礼亲王代善等奉福临登位,各王贝勒大臣等,共同誓书,昭告天地,同时宣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此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帝,多尔衮诛杀阿达礼、硕讬。随后,又肃清了反对这种新格局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多尔衮的权势也不断攀升,济尔哈朗谕诸大臣,凡事先向睿亲王多尔衮上报,书名也以多尔衮为先。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顺治帝在笃恭殿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亲赐大将军敕印,令他统大军南下,入关与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宏伟事业。
定鼎燕京
顺治帝临政时,关内正一片混乱。明崇祯十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声威日壮的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灭。四月初四日,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并向清朝请兵援助。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答应了吴三桂请兵的要求。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四月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军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盛京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四月二十二日,李吴双方在山海关大战。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13]。
统一区夏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多尔衮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清廷迁都北京既是出于统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于退可出关外的战略考虑。清廷以多尔衮为首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须迁都北京,只有占据这个关口才能进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八月二十日,清朝开始迁都。九月,顺治帝从盛京(沈阳)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穿貂蟒朝衣。命礼部为多尔衮建碑纪绩,加赐多尔衮册宝、上饰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冠一顶、黑狐裘一袭,金银、马驼等。十月初一,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当顺治帝于皇极门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的同时,即令为多尔衮建碑纪功,“永垂功名于万世”。从此,在待遇上,多尔衮开始凌驾于诸王之上[14]。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取得清灭大顺潼关之战的胜利,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
至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抗争。
权势煊赫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等时,王公贵族俱要聚集一处待候传旨,还要“列班跪送”多尔衮。若其回王府,则需送至府门。如遇元旦、庆贺礼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即去朝贺多尔衮。上朝时,多尔衮于午门内从便下轿,而诸王需于午门外下轿等等。上述所有仪注都表明一点,即多尔衮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14]。同时,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多尔衮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以顺治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钤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从是年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说明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14]。
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14]。
顺治五年(1648年)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说多尔衮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他任人唯亲,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14]。
身后荣辱
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尔衮追尊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尊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岁。
顺治帝闻之震悼。率王大臣缟服东直门外五里,迎多尔衮遗体。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丧礼依帝礼。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尊多尔衮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为义皇后。祔享太庙。多尔衮无子,赐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俸禄是其他诸王的三倍。又以多尔衮的近侍詹岱、苏克萨哈为议政大臣。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两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的十四条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王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15]。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16],“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
主要成就
清军到达北京后,在是否将首都由沈阳迁到北京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论。以阿济格为首的反对派,主要以清兵入关太快、补给不足为理由,反对迁都。而多尔衮从统一和管辖整个中国的总战略出发,主张迁都北京。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终于统一诸王、贝勒、大臣的意见,决定迁都北京,派遣辅国公吞齐喀等携奏章迎驾。
创立制度
在政治体制上,多尔衮接受了明朝的现成制度,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诸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朝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
重用汉官
清朝入关,百废待举,多尔衮令戒饬官吏,网罗贤才,收恤都市贫民。用汤若望议,厘正历法,定名曰时宪历[11]。
并且倚重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设大学士,行使原先明内阁的职责。承袭了明代“票拟”制度,即内阁对内外大小臣工的题奏本章草拟出批复意见,供皇帝审阅定夺。
顺治初立,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怨多尔衮不拥立他为皇帝,有嫌隙。顺治元年(1644年)夏四月戊午朔,以语侵睿亲王多尔衮,为固山额真何洛会等所讦。讦告肃亲王豪格怨望悖妄罪,多尔衮就以豪格“图谋不轨”,削去他的王爵,废豪格为庶人,其党俄莫克图等皆论死。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十月,大封诸王,又恢复了他的王爵。
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往四川镇压张献忠大西军。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回京,没有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属、冒领军功及提拔罪人扬善弟吉赛等罪名,将豪格囚禁于牢狱。三月,豪格死在狱中。多尔衮纳豪格福晋为妃[17]。
入关弊政
多尔衮有“六大弊政”,剃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以及屠城。
(1)剃发易服
清入关之初,多尔衮颁布“剃发易服”令,清廷明令清军所到之处,限全体汉族人十日之内尽废明朝衣冠,依从满族剃发垂辫、着马蹄箭袖的服饰习俗,违抗者处死,引起全国各地民众的强烈反抗,很多人为此献出生命。
(2)占房圈地
清兵入关后,以明末战乱造成大批无主土地为由,强行将京畿土地无偿分给八旗王公贵族,造成大批被圈土地的百姓流离失所,社会更加动荡。
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满族官民随同迁入关内,分布在北京及京畿地区。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多尔衮下令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北京内城(又叫北城)的几十万汉民强迫迁往外城(南城),腾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汉人搬迁时虽然给一点搬家费,但根本不够买房或盖房。许多汉民倾家荡产,或流离失所。
另一件事,是在京畿地区跑马占地。清廷派出官员,骑在马上,拉开户部发给的绳索,纵马圈占百姓良田,俗称“跑马占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田,分给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兵,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大量土地无偿占有了。
(3)投充逃人
清朝王公旗人富户并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圈占的田地上设立农庄,因为缺少劳力,便实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农民供其役使。许多汉人不愿离开故土,或经济破产,纷纷投充到八旗名下,充当奴仆。他们的处境非常悲惨,又引发大批逃亡问题。
多尔衮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法律,规定:抓获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者正法,家产没收;左邻右舍,各鞭一百,流放边远。这种肆意株连、刑罚过重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恶果,与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当然也是南辕北辙。
军事
清军进入北京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十九日,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部三万余骑,由大同经榆林、延安迂回入陕进攻大顺军;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所部进军江南。
由于此前李自成为扭转大顺军在山西、河南的颓势,自十月十二日起反攻河南怀庆(今河南沁阳),连克济源、孟县,在柏香镇大败清军,斩杀怀庆总兵金玉和等人[13]。多尔衮闻讯,急命正在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的多铎转兵向西,先解怀庆之围,然后由河南渡黄河,与英亲王阿济格形成南北夹攻之势,两路清军同时进攻大顺军。李自成亲率刘宗敏、刘芳亮等精锐部队北上,准备与阿济格军决战于陕北。十二月十五日,多铎部进攻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在灵宝境内击败大顺军后趋向潼关。李自成闻讯后急忙率兵掉头赶赴潼关。清军为保证此次战役的胜利,增调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等部经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市西北)援助潼关清军,并调来红衣大炮加强装备。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铎率领的南路军于潼关大败大顺军。同时,英王阿济格率领北路军也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与多铎会师西安指日可待。南北受敌的李自成弃西安南逃,出蓝田,走商州(今陕西商县),转战湖广地区。二月,多尔衮命阿济格继续挥兵追击大顺军。三月,刘宗敏率所部大顺军占领守备空虚的武昌,清军追踪而至,围攻武昌。四月二十三日,刘宗敏率所部大顺军弃城突围,遭清军伏击,大将刘宗敏负伤被俘,后清军用弓弦将其勒死。在此之前李自成率已部分大顺军从汉阳经嘉鱼、蒲圻退至通城。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湘鄂赣交界处的通城县九宫山玄帝庙中拜神时遭当地乡民所杀,大顺政权至此灭亡。
社会
轻徭薄赋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宣布自顺治元年起,薄税敛。令曰:“明朝弊政,实行三饷,辽饷之外,复还有练饷、剿饷,数倍加派,近者十余年,远者二十年,以致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更有粮料、召买诸多名目,各种私派巧取殃民。今与民约,凡正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予删除。官吏若有不从者,察实治其罪。”[11]
革除积弊
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还下令:“自明朝祸乱,刁风日竞设机构讼,伤财败俗心窃痛之!自今皆予以维新,凡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罪无大小悉行豁免。有违谕讦讼者,以所告之罪罪其自身。田、婚、斗殴细故,就有司告理即可。重大案情者经抚按结案,不是机密要情,无许进入北京越级诉诉。有讼师诬陷良民的,加罪一等反坐讼师。”[11]
在民族关系方面,多尔衮首先继承了其父兄的政策,对漠南蒙古友好相待。科尔沁、阿霸垓、扎鲁特、鄂尔多斯、郭尔罗斯、土默特、苏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汉、奈汉诸部曾入关协助清军作战,多尔衮对他们优劳有加,封赏甚丰,后来双方的封贡往还长期不断。此外,双方首脑人物也时有来往,如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郡王满朱习礼等贵戚前来,多尔衮等亲自迎送宴请。多尔衮因事出塞,也常与各部落王公贵族相会,从而不断加深双方的感情[18]。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多尔衮自己也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这些都是传统的联姻政策的体现。多尔衮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维持了北方的稳定。正如后来魏源所感叹的:“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19]
漠北蒙古喀尔喀部札萨克图汗曾将满人称为“红缨蒙古”,与清廷尔我相称[20]。顺治三年(1646年)初,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尔喀车臣汗,因此多尔衮命多铎率军平叛,并直接与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发生了冲突。事件平息之后,双方经过书信往还和使者谈判,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先后遣使谢罪,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于清政府,还是在四十年后他们在噶尔丹的威胁下迁入内蒙的时候。
另外多尔衮与漠西蒙古也开始往来。清兵入关后,准噶尔下属的许多部落纷纷前来朝贡,巴图尔珲台吉也与清廷建立了联系,厄鲁特下属一些部落还曾帮助多尔衮镇压甘肃等地的起义。
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顾实汗和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在顺治二、三年间上表入贡,多尔衮也遣使携礼物去慰问。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又派人敦请达赖喇嘛进京,加强双方的关系。对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后代首领,多尔衮也没有轻视,亦赐号锡诰。
吐鲁番首领遣使入贡,多尔衮也表示欢迎,并同意对他们重新封爵。这样,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已与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权及宗教政权建立或是恢复了联系,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进一步确立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外交
清初与李氏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多尔衮入关之时,带着入质世子在军中,顺治二年(1645年)又同意世子等回国。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鲜贡米、水果等物,并令朝鲜为他选美女,搞得朝鲜王国人心惶惶[21]。
日本一直对清抱敌视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顺治元年(1644年)发生的漂倭事件中,多尔衮却对那些日本人十分优待,又多次召见他们,“恳切地问话”,并在第二年送他们回国[22],向日本传达了友善的态度。
西方传教士自明末以来就进入中国,但多尔衮并未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待他们,这从他优待和信任汤若望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23]。但对葡萄牙人入广东贸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绝,这表现出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政策开明,而对有可能威胁清朝安全的较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
家庭生活
父母
父亲: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母亲:阿巴亥,乌拉那拉氏
兄弟
兄:爱新觉罗·阿济格
弟:爱新觉罗·多铎
妻妾
多尔衮的妻妾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据玉碟和其它史料记录,至少多尔衮有七位福晋(妻子)和四位妾室。福晋中,蒙古女子5人,满人女子1人,朝鲜女子1人。后金时代,贵族奉行一夫多妻多妾制,可有多位福晋。所称继福晋者,并非丧妻再娶的继室。另外,懿靖大贵妃所扶养蒙古女淑侪,或指淑侪为林丹汗女,仅知淑侪在崇德五年(1641年)与多尔衮正式完婚,其余事迹无记载。
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吉桑阿尔寨(或译桑噶尔寨)之女,博尔济吉特·明安(明安老人)的孙女。天命九年(1624年)她与多尔衮成婚时,多尔衮只有13岁。其后事迹没有记载。
嫡福晋,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索诺布台吉和科尔沁大妃之女。孝端文皇后同母异父的妹妹。顺治六年(1649年),博尔济吉特氏逝世。多尔衮对她的感情很深,追封她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多尔衮去世,博尔济吉特氏又被追封为敬孝忠恭义皇后。次年追封被夺。她的名字可能是巴特玛,野史以她为孝庄文皇后的姐妹,称小玉儿。从父系血缘,实为孝庄文皇后侄女。
继娶福晋,佟佳氏。建州女真本部出身,尚书蒙格图之女。
三娶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扎尔莽部落出身,根杜尔台吉之女。
四娶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拉布什西台吉之女。
五娶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索诺布台吉之女,孝庄文皇后侄女。原为豪格的福晋,因豪格与多尔衮政治斗争失败,在豪格死后被多尔衮娶之。
六娶福晋,义顺公主李氏。李氏朝鲜宗室出身,朝鲜锦林君李恺胤(朝鲜成宗玄孙,在清室玉牒中音译为“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1650年多尔衮派人去朝鲜提亲,朝鲜孝宗封她为义顺公主,作为国王义女嫁给多尔衮,不久后多尔衮死去,改嫁给端重亲王博洛,之后清朝应朝鲜锦林君李恺胤请求将她送回国[24]。
妾,公齐特氏,蒙古察哈尔部落出身,延布图台吉之女。
妾,博尔济吉特氏,杜思噶尔卓农台吉之女。
妾,济尔莫特氏,邦武图之女。
妾,李氏。李什绪之女。
子女
女儿,爱新觉罗·东莪,多尔衮亲生独生女。
养子,爱新觉罗·多尔博,弟多铎第五子,母为多铎继福晋博尔吉济特·达哲(义皇后姐妹),顺治七年(1650年)袭爵,顺治八年(1651年)被革归宗,顺治十四年(1657年)封多罗贝勒,康熙十一年(1672年)去世,年30岁,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复爵。子苏尔发,母为刘氏,康熙四十年(1701年)去世,年38岁。后“以睿王私制御用服饰等件,又欲率两旗驻永平,阴谋篡逆。睿王应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 博,女东莪俱给信王。“[25]
轶事典故
旗籍争议
清史专家孟森在《八旗制度考实》中认为多尔衮始终领正白旗。但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多尔衮起初领镶白旗。学者杜家骥进一步考证认为,多尔衮起初所领确系镶白旗,皇太极死后的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左右,他与统领正白旗的弟弟多铎换旗,将自己的部属由镶白旗改为正白旗,多铎的部属则由正白旗改为镶白旗。其目的在于提升自己的地位(当时正白旗在八旗中排第三位,镶白旗排第五位)[26]。
传位之谜
努尔哈赤死后,选谁做接班人成了当务之急。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子阿巴亥生的3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兄弟。照道理讲,在这些人中皇太极是所有候选人最不可能继承汗位。因为皇太极的母亲来自努尔哈赤的敌对部落,皇太极的叔叔又始终在和努尔哈赤对着干,两个部落针锋相对。努尔哈赤留下遗言是让多尔衮继位,那么皇太极是怎样在这样的劣势中杀出一条称王之路的呢?
最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曾经想让次子代善做自己的接班人。没成想,代善与多尔衮的妈妈年龄相仿,一来二去两人走得比较近了。别人就跑到努尔哈赤那把这两人给告了。努尔哈赤亲自审问,两人也承认了彼此之间的确有些交情。其实说不定也只是见见面、吃吃饭而已,但在别人的添油加醋之下,整个局面变得不可收拾。这“绯闻”越传越邪,逼得努尔哈赤没法收场,只好剥夺了代善的继承资格。这样一来,四大贝勒中只剩两个竞争者阿敏和莽古尔泰。
真正把皇太极送上汗位的其实是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拥立谁都不能拥立多尔衮。如果没有多尔衮的妈妈和代善传了那段不明不白的“绯闻”,代善早已经是大汗了。对多尔衮,那是一个恨啊。第二,皇太极虽也是算不上自己人,但权势最弱,最容易成为他们的傀儡。于是父子三人合力助皇太极继承了汗位。
生母之死
关于多尔衮生母阿巴亥的死,在清朝的官修史书中就有不同说法[9]。
在成书最早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阿巴亥被描绘成容貌艳丽,却心怀嫉妒的人,因此屡屡引起努尔哈赤不悦。努尔哈赤令她殉死。在努尔哈赤死后,代善、皇太极等告诉阿巴亥,按照父亲遗言,她必须自尽。阿巴亥只有37岁,丰姿绰约,正值盛年。基于对人生的留恋和对爱子的牵挂,她不愿殉死。代善、皇太极坚持必须遵从先帝遗命。阿巴亥被逼无奈随即在辰时(早晨7—9时)自尽。但这种有意丑化阿巴亥的说法,似乎有些牵强,因而有研究者推测,这部编写于清太宗时代的《实录》企图隐瞒历史上的某些真相。
根据朝鲜史籍《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努尔哈赤临终时,曾遗命由幼子多尔衮继承汗位,代善为摄政。但努尔哈赤死后,代善支持皇太极登极。为确保多尔衮母亲不加反对,必须逼迫其自尽。此后,关于多尔衮生母的记载,在清朝官修史书《实录》中几经修改。
清朝入关后,顺治帝福临年幼,多尔衮总摄朝政,权势达到顶点,他追谥其母为“孝烈武皇后”,并配享太庙。他还命令编写本朝历史的史官,从《实录》中删除不利于其母的记载。然而,一旦多尔衮逝世,在诸王罗致他的诸多“罪状”中,就包括篡改历史、使其母配享太庙。随即,“孝烈武皇后”的谥号被追夺,并重新恢复了《实录》中已被删除的有关阿巴亥的内容。最后,在乾隆年间编纂的《清太祖实录》的最后定本中,关于阿巴亥的死,做了新的解释。
作战勇敢
大凌河之战时,多尔衮冲锋陷阵,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说:“我的弟弟墨尔根戴青(多尔衮)也冲锋而入,倘有疏失,必将你等处以严刑,断不宽容!”进攻锦州城,多尔衮又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明将祖大寿的军队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的军队则由南向北发炮,多尔衮受到夹击,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向他谈及当时的险状,祖大寿说:“果有此事?如炮火击中大王坐骑,后果不堪想象!”后来成为摄政王的多尔衮对诸学士说:“当时两仇相敌,唯恐打不中,祖大寿言不由衷,实在可笑!”
献出玉玺
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多尔衮为皇太极和大清朝立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这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他临之以威、施之以谋,导致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实为“制诰之宝”)。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皇太极受大家的拥戴,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赐死豪格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一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处理的结果是,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这是一个奇怪的、完全狗屁不通的判决。三年后,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衮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军前去对付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这位令四川人闻之色变的“大西皇帝”杀死后,凯旋回京。一个月以后,为他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的称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训练、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留用人员奉命杀死的。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这可能是福临小皇帝痛恨多尔衮的原因之一,多尔衮的身后亦由此注定。
太后下嫁
孝庄文皇后究竟是否下嫁了多尔衮,乃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在史学界是争论的焦点问题。
持下嫁说专家的理由
1.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无疑是把太后置于妻子,皇帝置于儿子的地位,如果太后没有下嫁,她和皇室亲王贝勒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奇怪的是此事却得到他们的默认。”
2.据朝鲜史料记载,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清朝廷曾派遣使臣赴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看见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便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清朝来使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右议郑太和说:“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朝鲜国王也说:“然则二帝矣。”这里说明朝鲜君臣也发现所谓“皇父”的奥秘。无疑是指太后下嫁一事。
3.明朝遗臣张煌言的诗词。
4.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文皇后病重留下遗嘱,这种作法是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可见她有难言苦衷,所以康熙把太皇太后的灵枢停放在东陵,雍正时才葬入昭西陵地宫。
持未嫁说的专家认为:
1.孝庄文皇后在顺治时已贵为皇太后,以她的尊崇身份,如下嫁就不会死后葬入皇陵了。
2.顺治诏书子虚乌有。
3.张煌言之诗不可信,有的著名清史学家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
4.康熙帝及以后各帝始终承认孝庄文皇后是清太宗文皇帝的皇后,对其尊崇备致,歌功颂德,祭礼有加。所以“太后下嫁”之案根本不存在。
5.“慈宁宫里烂盈门”之句说太后大婚时慈宁宫内外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但据《清实录》载,孝庄文皇后是在顺治十年慈宁宫修葺之后才搬进去的,所以大办婚事必得在顺治十年(1653年)之后,但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1649年)十二月病死,可见“太后下嫁”之说不可信。
人物纪念
多尔衮墓原址位于北京市东直门街道新中街。顺治八年(1651年)多尔衮被撤去帝号、庙享,家产皆籍没入官,建设中的墓地被拆除。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诏令平反,依亲王陵寝制度恢复坟茔。多尔衮园寝俗称“九王坟”,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坐北朝南,最南边有神桥一座,下有月牙河,有围墙、子墙两道,南辟宫门三间及栅栏门,进门有东西朝房,碑楼两座,后有享殿五间。享殿后有月台,月台上建大坟冢一座。辛亥革命以后,多尔衮后人将地面建筑拆卖。1954年九王坟被拆平。
参考资料
[1]
多尔衮学习强国(引用日期 2023-06-13)
[2]
多尔衮是谁演的,多尔衮扮演者,孝庄秘史多尔衮_电视猫电视猫(引用日期 2023-03-21)
[3]
多尔衮金庸网(引用日期 2023-05-11)
[4]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十一月,复猎於边外。十二月,薨於喀喇城,年三十九。上闻之,震悼。丧还,率王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0
[5]
多尔衮的华夷思想及其统治政策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引用日期 2022-02-22)
【孝庄文皇后】故宫博物馆(引用日期 2021-11-04)
[7]
孝庄秘史演员表电视猫(引用日期 2023-04-05)
[8]
人物 事件沈阳故宫博物院
标签:孝庄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