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胡奇才回忆四平战役后4个月的停战期间

敌我都需要喘气.

1946年6月上旬，我4纵队首脑机关驻防安沈线(即今丹东至沈阳铁路线)上的通远堡。12旅驻防连山关，11旅驻防赛马集，10旅驻草河口，后勤部驻凤凰城，纵队炮团驻鸡冠山。任务是保卫安沈线，保卫辽东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安东。

国民党军队在北满虽然占领了四平、长春、吉林，以及沿中长路两侧的广大地区，但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南满184师的瓦解，愈感兵力不足，首尾难顾。为了调整部署，休整补充，以图再犯，国民党施出了缓兵之计。于1946年6月7日与我签订了“东北15天休战协定”，继又提出短期停战。这样，在东北战场上出现了6月至10月，大约4个月的停战局面。

敌人急需调兵，我们部队也急需休整。

我们从山东跨海自踏上东北战场，可以说天天忙于打仗，没有获得过休整的时间。这次停战对我们部队休整真是难得的好时机。

我4纵队除以12旅两个团和11旅一部在连山关以北和赛马集以北50多公里宽的正面构筑阵地与敌对峙，防敌再犯外，主要力量迅即投入了大整训，开展军政大练兵运动。

政治训练，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学习经过中央修改和批准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因为是7月7日通过的决议，人们也称《七七决议》)。各连队普遍开展了诉苦教育。

结合坦白运动将坏分子进行了清洗，整顿了纪律。在此基础上发展新党员，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

军事训练，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关于运动战的方针，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并针对运动战进行了射击、土工作业、刺杀、投弹四大技术的训练，和“三三制”、“一点两面”为重点的战术训练，还进行了夜间战斗演习。训练是为了实战，我要求各级指挥员认真参加，抓住这难得的时机练好本领，带好部队。我亲自带领全纵团以上干部打靶，演练步枪、机关枪实弹射击，亲自组织和参加战术演习。

经过4个月战备整训，全纵队指战员的军事、政治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一是明确了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树立起了长期艰苦作战的思想。大家联系4个月前在沙岭子战斗中反映出的“最后·战”的思想，进行检讨，认识到必须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能战胜经过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军队，赢得真正和平。二是认清了国民党施展的“假和谈真内战”的反动伎俩，丢掉和平幻想，积极投入了运动战所需的各种战术与技术的训练，坚决同国民党独裁集团斗争到底。三是通过诉苦教育，明确了我们扛枪打仗，是为了保卫人民，实现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四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作战的原则，不在于攻占城市和守备城市的一时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有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城市自然也就是我们的了。五是明确了以运动战的方式，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各个歼灭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尤其各级指挥员开始树立了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的思想。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总结的苏北七战七捷的作战经验，学习东北民主联军关于在运动战中努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电报。电报强调了毛主席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作战思想，要求部队在一次作战中哪怕歼灭敌人1个连1个排也好。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一本名曰《库图佐夫》的小册子。这是1945年苏联纪念俄国著名军事家、元帅库图佐天诞辰200周年而出版的一本介绍军事名人的普及读物(这本小册子，至今我仍精心保存着)。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就像服了一剂清凉药，头脑顿时清醒起来，眼前一片明亮，它使我彻悟了。

《库图佐夫》小册子用历史上的战例帮助我较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提出的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书中记述道，1812年，法国将领拿破仑已成为欧洲的霸王，他建立了60万大军，向俄国不宣而战，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拿破仑大军凶猛进攻面前，俄国军队节节败退。就在俄国整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库图佐夫元帅接受了统帅全军的指挥重任。他在强敌面前沉着应战，毫不畏惧，继续指挥部队有组织地后撤。当部队退至对俄军有利的博罗吉诺村旷野时，他精明地指挥俄军重重地打击了拿破仑的军队。此役，使库图佐夫和他指挥的部队获得了“不可战胜的光荣”。在获得胜利和荣誉之后，库图佐夫又指挥部队撤出了莫斯科。对此举，人们很不理解。他面对宫廷的严厉指责和强大压力，毫不动摇。指挥部队完成了围歼莫斯科法军的进攻部署，一举将敌击败。随后在追击法军于培雷西那河与尼门河之间的地域，完成了全部消灭法国的“伟大军队”的计划。

小册子吸引了我，反复看了多次，库图佐夫的战法令我痴迷。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联系库图佐夫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例，对如何执行毛主席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我获得了几点坚定而深刻的认识。

第一，要敢字当头，要敢打强敌。不能因敌强我弱，敌多我少，敌进我退，就一味地惧战避战。如果不敢打，就谈不上执行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敌强我弱的状态就永远得不到改变。

第二，要捕捉战机。运动中为了寻找有利于我聚歼敌人的时机，要不惜——城一地之得失。该退却时要大踏步撤退，该进攻时要勇猛向前冲，不能有任何犹豫和动摇。

第三，要精心而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断其一指”。兵力没集中起来，全歼条件未形成，决不能急于求战。

第四，指挥员要爱兵爱部属。打仗要靠兵去打仗，没有兵，指挥员就成了光杆司令。但如何才是真正地爱兵?打仗总是要吃苦、要流血、要牺牲的，在作战中爱兵就是要以最少的流血，避免大的流血，以少的牺牲避免多的牺牲，以短时的吃苦受累，避免长时的吃苦受累，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兵。

第五，指挥员的位置一定要靠前。靠前才能及时摸清与掌握战斗中的敌我情况，避免瞎指挥或指挥错误。打仗不可有官僚主义作风。以官僚主义作风指挥作战，非吃败仗不可，偶尔打了胜仗也属侥幸。

4个月的整训，无论对全纵队还是我个人均获益极大。每个人都受到了教育，学到了本领，实践和认识都有了飞跃。

整训期间，纵队根据上级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从纵直和各旅抽调一批干部，深入安沈铁路两侧农村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清算汉奸、恶霸，减租减息。还派出4个连到安沈铁路两侧剿灭土匪200余人。

在整训期间，即1946年7月，我纵队奉命改番号为“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第10、11、12旅依次改称为10、11、12师。我依然是纵队司令员，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

可是，41军军史第90页有这样一段文字：“此时，纵队政治委员彭嘉庆同志去安东疗养，副司令员胡奇才同志由大连休养回来。”我于1946年6月任4纵司令员，一直就没离开4纵，此间未去大连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