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吵架把孩子吓成自闭症，一个自闭症孩子妈妈亲诉
父母吵架把孩子吓成自闭症，一个自闭症孩子妈妈亲诉
罗小朵朵 / 文
2025年圣诞节那天，广州一名孕妇带着患自闭症的孩子，在家中烧炭自杀。
悲剧始于：孩子在幼儿园打了别的孩子，妈妈在家长群里道歉，并透露孩子有自闭症，结果被其他家长群起攻之，还有家长找到幼儿园要求她的孩子退学。
重重压力之下，妈妈崩溃了，带着自闭症孩子和肚子里另一个尚未出生的宝宝，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在遗书中写道：“小孩说想上学，不打架了，听到这句话心里好痛，想去一个没有伤害的地方，快快乐乐地生活。”
1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母亲会轻生，因为太难了。”江清月近人在网上的自我介绍是“星星的孩子的妈妈”。
她儿子两岁，在一岁半时确诊自闭症。
“我怀着忧虑和疑惑，跑遍了周围所有可以检查的医院。等待结果出来的前一天，我焦虑到觉得胸口压着大石头，甚至觉得不会呼吸了。”
“但其实我心里明白，我的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扑向家长那甜蜜的瞬间，我们几乎没有。”
“不能看到任何别的孩子，每一分钟都觉得心如刀绞。”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全称“自闭症谱系障碍”，简称ASD。自1943年美国首次报道自闭症以来，75年过去了，自闭症的病因仍然没有确切解释。
全球每68个孩子中就有1个孩子是自闭症，多见于男孩。这种先天的脑部功能发育障碍正以每20分钟确诊一例的速度吞噬着一个又一个家庭。
一对高学历夫妻，生了一个漂亮宝宝，在三岁时查出是自闭症，妈妈割腕两次。
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妈妈，孩子查出重度自闭症，妈妈当场绝望到流产，送去急救。
“你的人生被否决了，你父母的人生也被否决了。”编剧蔡春猪在面对儿子的确诊报告时是如此绝望。
每个家长，从怀疑到确认再到极度的痛苦，最后用大半生的时间，去努力接纳孩子的缺陷。
这样的人生，“就像是把自己当成祭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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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清月近人最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
“一个人带孩子，孩子爸爸要上班，不然哪有钱做训练，机构的课一周一次，一个月好多次去医院。有次我和他爸吵架，要跳楼，我儿子在床上哈哈大笑……”
“有时候我带着恨意看他，他毁了我的人生，我就想做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却不得不放弃工作，一天天地带他跑医院。他有睡眠障碍，每天晚上弄得我都筋疲力尽。我无数次想自杀。”
“可是，如果我死了，他只能像无根的浮萍，更可怜。带他一起死，我不忍心啊。他也是我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宝宝啊，他也有作为一个人活着的权利啊。他还这么小，刚认识了这个世界……”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的创始人田惠萍，在儿子四岁被确诊自闭症后，也曾一度绝望到想要带着孩子离开这个世界。
她把安眠药碾碎放进粥里，先盛一碗给孩子，又给自己盛了一碗。
然而，当孩子正准备喝下这碗粥时，田惠萍冲过去，打掉了他手里的碗，抱着他失声痛哭，不停说“妈妈对不起你”！
这天晚上，田惠萍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人生最终也是这个结局，只要活着就是最精彩的。”
在孩子确诊半年后，江清月近人走出了最初的痛苦。
“突然有一天我想明白，他不管残疾与否，都是我最爱的宝宝。我只想看着他每一天的进步，今天又说了什么话，今天什么表现。渐渐地，孩子训练出眼神，语言也进步很多，而我也彻底地接纳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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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里有一条孤独的鲸鱼，它的名字叫Alice。
正常鲸鱼的频率是15~25赫兹，而Alice的频率是52赫兹，它的歌永远无法被同伴听到，永远不会有回应。
自闭症孩子就像这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他们是“星星的孩子”，在遥远的夜空中独自闪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闭症患者终生无法治愈，接触人群是重要的治疗和干预手段。
“我是个母亲，我知道把一个自闭症孩子常年关在家里是多么残酷。所以，我仍会选择带孩子出门，如果他犯了错，我会道歉，如果对方不理解，我会沉默或走开。这是一个妈妈的基本承受力。”
有一次，江清月近人带儿子在早教中心玩儿，儿子想抱抱另一个小朋友，那小朋友的妈妈立刻尖叫起来，她赶紧拉开孩子道歉。
“那天我回来难受得要死。我们已经承受了孩子的不幸，还要处理这样的问题。抱歉生下了有障碍的孩子，还要抱歉给社会带来了负担。”
“求求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自闭症孩子吧，他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当家长的已经尝尽煎熬，不要再被误解，不要再让我们心碎了。”
这是一个自闭症孩子妈妈的呐喊。
对处在命运深渊中的他们来说，普通人一点点的理解和宽容，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给他们最后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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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自闭症家庭来说，孩子上学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不能读书等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让儿子再进步，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
广州孕妇自杀案中，家人说正是儿子的读书问题让妈妈感到绝望，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2016年，北京一名二年级的自闭症孩子小方被家长联名逼退。
“小学面试的时候我们就跟校长提了，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有问题，但经过专业测评，孩子还是适合正常环境的，这样有利于她的恢复和成长，所以才决定送到普通学校。”妈妈说。
在其他家长的控诉中，“小方同学在班级中、尤其是在课堂上，非常频繁地失去自控，出现行为紊乱的现象”，且“屡次无故打、掐同学，甚至用剪刀攻击同学”。
这位妈妈说：“我已经不再考虑让小方回去上课了，全班孩子都在恨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她在家，我来照顾她。在家里的话，人少，也没有那么多歧视的眼光，也没有那么多人排斥她，对她也好。”
极难想象那些看不到希望的自闭症家长，是如何硬撑着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
戈娅也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妈妈。她在2016年做了一个决定，离开北京，搬到大理。
在大理，把孩子带出去，提到他有自闭症，几乎每个人都能很自然地看待他。
有一次，孩子在集市，“想玩人家卖的超轻黏土，弄乱了两个。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跟老板说买下来。结果老板悄悄问我，他是不是有自闭症？然后说，没事，你去喝酒，我来陪他就可以了。”
戈娅的孩子在大理读的是一所新兴学校，这里根据每个小孩能力进度不同、实施个别教育计划。
每天上午，戈娅在家给他上两节小课，做一些体育锻炼。下午，孩子会在学校上课。
“学校每周有两天都是大户外课程，让孩子们尽可能多地跟大自然接触。”
这或许给了一部分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一个生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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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了，孩子怎么办？”这几乎是所有自闭症患者家庭的终极焦虑。
李连杰拍摄电影《海洋天堂》时，曾在北京一个自闭症中心体验生活。他面对几十个自闭症孩子家长念诵台词，当念到：“孩子，我在你还好办，爸爸会照顾你，如果爸爸没了，你可怎么办呢？”
在场的几十个家长全部情绪失控，嚎啕大哭。
在美国，一个自闭症孩子一生大概要花掉一个家庭500万美元。在中国，一个自闭症孩子接受康复训练，每年的费用也不下十万。
曾经一个家长问医生：我给孩子留两千万供他此生用，够不够？医生摇摇头：不一定！
很多家长穷其一生，即便倾家荡产，也未必能够把自己的孩子训练到“具备基本自理能力”。
绝望之后，家长自杀或杀死孩子的案例层出不穷。
2014年，香港一位独自抚养自闭症儿子15年的父亲，担心自己年老死后儿子无人照顾，在儿子熟睡时将他砍死，继而刎颈寻死。
2016年，湖北赤壁一位父亲因家中无法承受自闭症儿子给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亲手在山上将孩子杀死。
2025年，一对来自湖南的夫妻带着患自闭症的14岁儿子，从三亚一座桥上跳河，父亲失踪，孩子死亡。
即使在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完善、残疾保护法律相对健全的西方，有政府资助、大众关注以及众多的专业机构，仍然无法保障这样的孩子一生无忧。
而中国的民间公益力量太弱，中国的社会关怀组织又太少。家长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和亲人。
广州孕妇自杀案中，孩子的爸爸一直反复追问——
“我们坚持了5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家庭像我们一样坚持？走到没路走的时候，还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社会现在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政策来支持我们家长，给我们引导一个方向？而不是只有家长在孩子确诊后，为了让孩子变好，去这里查一下，那里打听一下，确诊后愁干预，到了上学的年龄愁上学……”
可谁能回答呢？
他的妻子在自杀前几天，发过一条朋友圈：“今年冬天特别冷”。
- 作 者 -
罗小朵朵
壹父母特邀作者
家庭摄影师、80后文艺女青年、前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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