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大礼仪”

1521年人精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定年号嘉靖，时年15岁。从嘉靖继位到嘉靖三年（1524），以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皇帝以及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该叫谁爹，谁是本生爹进行了“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三朝元老杨廷和退休，“大礼议”结束。皇帝取得了最终胜利，争爹成功。一代雄主朱棣也由明太宗晋升为明成祖。明代“大礼议”斗争激烈，家喻户晓！许多人不知道北宋时期也发生过“大礼议”，知名度虽然没有明朝高，激烈程度却不遑多让！史称“濮议”之争！

嘉祐八年(1063年)春，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逝世，皇太子赵曙即位，成为宋朝第五任皇帝(史称宋英宗)。赵曙不是赵祯的亲生儿子，而是濮王赵允让之子，原本没资格继承皇位。

本来仁宗是有儿子的，但不幸的是所生的三个儿子相继夭折，赵曙才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储。

英宗即位后几天表现很不错，赢得了群臣的拥戴。不料第四天晚上，英宗突然得病并产生幻觉，说有人要杀他。到第八天，为仁宗举行大殓，英宗竟然在先皇灵柩前呼叫狂奔，幸好宰相韩琦果断处理，才避免更难堪的场面出现。鉴于英宗生病不能主持政务，群臣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一旦英宗病情好转，太后就应还政。后来英宗康复了，而已然习惯垂帘听政的曹太后却迟迟不肯还政。不过，经过韩琦等大臣据理力争，曹太后终究还政于英宗。

英宗亲政不久，韩琦等人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此时距仁宗去世已有14个月，英宗表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等到满24个月再说。英宗有意往后推延，无非是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英宗没有独自决断，而是下诏将议案送到太常礼院，让两制(唐、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以上官员进行讨论。于是，针对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或称谓展开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英宗应该如何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认为，赵允让是英宗的父亲，英宗理应称其为皇考(已故父亲)。而以司马光、王珪为首的两制官员则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考(已故伯父);他们主张英宗称其父为伯父，主要是基于儒家学说，依照儒家的宗法观念，英宗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于大宗“法定父亲”(赵祯)的堂兄(赵允让)，当然要称为伯父。英宗心里倾向于称皇考，但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的大多数会迎合他们的意头。谁知情况出乎意料，赞同两制官员方案的竟然占多数，而支持他们方案的只是少数。很长一段时间，围绕已故濮王的名分议论纷纷，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同知谏院蔡伉觐见英宗时，跪下来痛哭流涕，说如何称呼濮王，关系到国家兴亡。御史中丞贾黯临死前特地留下遗书，请英宗一定要称其生父为伯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联名上奏，指责欧阳修为取悦皇上而“首开邪议”，并对韩琦、欧阳修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们归类为“小人”。曹太后也介入此事，她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英宗不应称濮王为皇考。英宗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决定暂缓讨论此事。韩琦也意识到，要想扭转被动的局面，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因此有必要争取她改变态度，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一锤定音。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的一天，英宗与中书大臣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把他召来商议，当场即议定称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手起草两份诏书，一份给皇上，一份送太后。到了中午，太后派官宦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给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只是上面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且不赞同称皇考，这一次改变主意，似乎令人费解。于是，就出现一些传言。有人说，这诏书是曹太后酒后误签的，酒醒后追悔莫及;有人说，是由于韩琦、欧阳修对太后身边的官宦做了“公关”，太后最终被说服。不管怎样，有了太后的权威认可，事情总算搞定了。

濮王的名分虽然尘埃落定，但是由此引发的争论并没有平息。吕诲等人不甘失败，以辞职要挟，一边“居家待罪”，一边联名上奏，再次攻击韩琦、欧阳修，说他们“诖误圣心”“欺君负国”，应该诛之以谢天下。英宗想息事宁人，召集宰执商议对策。韩琦只对英宗说了一句话：“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欧阳修则表示：既然御史认为他们与臣等难以并立，若陛下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陛下认为臣等无罪，听候陛下取舍。英宗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将吕诲等三御史贬出京城。英宗自知这三人也没犯什么大错，特地对身边人嘱咐：“不宜责之太重。”殊不知，英宗这个决定引起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应，司马光等人不仅为三御史鸣冤叫屈，而且联手所有台谏官员请求一同贬职。如此闹腾，英宗感到压力“山大”，只好在两派之间搞平衡，许以执政职位安抚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

现在看来，这一场“濮议”之争，完全是小题大做。皇帝给生父什么名分，果真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么?答案是否定的。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兴亡关键取决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与君主怎样称呼其生父并无关联。当然以儒家的宗法礼制来说这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要不然怎么争辩了18个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