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后农村的贫富分化是如何造成的

一、问题的提出

阶层分析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武器，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它是要回答国家建设“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战略问题。①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构成了思考中国阶层问题的根本起点。作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决定了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最末端，农村的阶层格局构成了承接国家各种政策与资源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造成农村阶层的严重分化；而国家也日益重视农村的发展，不断加大资源投入的力度。于是，新农村建设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只有准确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才不至于偏离正轨。 农村阶层的分化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尤其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息息相关。在不同的经济生产模式下，阶层的构成与分化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并且会生成与之相匹配的阶层分析方法。如果以不同的经济生产模式下发生的农民流动作为解释阶层分化的起点，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集体时代，以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耕种为根本的经济生产模式，在遭遇世界资本主义封锁的背景下，通过“以农补工”的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成为当时国家的战略抉择。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之上，很少有向外流动的空间。作为集体生活和生产的政治保障，从土改开始确立起来的阶级话语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这就使得集体时代的阶层分化具有极强的政治性。阶级划分的原则建立在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基础之上。这一总路线将农村社会阶层总体上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地主，属于“阶级敌人”，是打击和消灭的对象；第二类是富农，曾经几乎等同于地主，后来成为中立对象；第三类是中农，具有革命的两面性，属于团结和联合的对象；第四类是贫农、雇农及其他革命群众，是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②滨口允子、李康、郭于华、孙立平、张小军、萧延中、张学强、李海金③等对阶级成分划分和农民身份重建的过程、机制、后果等做出了一定的分析，并对国家政权建设、乡村社会变迁、农民政治观念和身份系统等论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第二个阶段是分田到户之后的税费时代，以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户自主经营为基本经济生产模式，农民获得了相对自由的择业权，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农村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虽然多数农民依然以土地耕种为主业，但是开始有农民全职或半职地参与各种乡镇企业的经营与管理，④这使得财富在不同家庭中的分布逐渐出现不平衡。由于经济建设取代了政治运动成为农民生活的主题，通过个人努力致富的观念开始流行起来，因此这个阶段的农村阶层分化更多地带有职业性质。而学者们也往往从职业分化的视角来分析当时的农村阶层。依据陆学艺等人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出现了八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以及农村管理者阶层。⑤而黄健认为当时的农村形成了管理者、农业劳动者、个体劳动者、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主五个阶层。⑥类似的还包括段华明、吕世辰与吴华英等人的研究。⑦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农户从有关土地的法律政策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好资源，而税费的免除使得农民可以更容易地摆脱土地的束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廉价劳动力有着内在的需求偏好，由此引发了近年来大规模农民进城务工的现象。伴随着人财物大量外流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利益开始重组，尤其明显的是土地流转的加速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阶层分化。⑧与税费时代不同的是，当前的农民流动所造成的阶层分化直接地影响农村的治理能力，并且决定了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农村阶层分化不仅仅体现了职业上的分化，而且影响农村的治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当前农村阶层分化必须回到传统政治经济学，从而才能明确新农村建设可依赖的治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