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爆发的背景是什么?

淞沪一战，战况空前。对于这场战役，多数当代人都还停留在了解这是场死伤惨烈的大会战上。大战不是一下就发生的，爆发的背后必然有长期的准备工作和充分的诱因动机，松沪会战就是这么慢慢酝酿中发生的。

1931年侵华战争开始，日本军工工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反过来推动战争。同时，日本的政治也迅速地走上天皇制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二二六”政变后的广田内阁，开始了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主义。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内阁调动频繁，而法西斯统治日益加紧。到1937年12月，日本完全实行军事法西斯主义。1937年6月，近卫文任日本首相，采取了关东军参谋长、侵华狂热分子东条英机的主张：鉴于西安事变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形成，应立即扩大侵华战争。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的宣传机器，大肆鼓吹侵略中国是为了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天然资源缺乏”、“捍卫主权线、生命线”的圣战，是“惩罚”中国军民的抗日与“扩战”的“不得已的行动”，甚至是为了“帮助开发中国的光荣”之举，等等。另一方面，对外又不断制造“和平”的阴谋，鼓吹所谓“日中友好提携”。1937年3月，日本外相佐藤提出对华的“新认识”、“新政策”，诡称要“改变”日本对华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今后日中外交谈判，要以“促膝谈心态度”，“将过去一切付诸东流，而重新以平等地位精神谈判。”在这种“和平外交”的烟幕下，日本大量增加其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在北宁路屯驻重兵，并侵占丰台这个重要军事据点，大批日舰开到青岛、上海，并进入长江各埠。

在外交上，日本在1933年5月发出退出国际联盟的通知，两年后生效。此后也就抛开了1922年在华盛顿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的《九国公约》，这是日本与美、英、法、意、比、荷、葡为了共同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完全机会均等”，“中国之门户开放”的条约，现在要独占中国了，不能再受九国公约的限制。

进入1937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已经全面进行了侵略战争的部署，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要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又积极策划进攻上海，沿用它的故伎，挑起事端。8月9日下午五时半，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两人，驾驶军用汽车冲向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分别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和日本海军通话，当时日方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本日未有奉命外出。纵令有人外出，也决不会有到虹桥机场。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到机场的。

当夜10时，俞鸿钧市长赴日总领事馆交涉，叙说了事件经过，并主张用外交途径解决，不使事件扩大。日方也表示同意。但是至11日下午四时，日总领事冈本访俞市长，态度即转趋强蛮，声称对于虹桥击毙二日兵事，日本全国极为震动，东京政府虽同意用外交途径解决，但是同时却又认为有向中国“质问”对本案态度的必要。并附带提出两项要求：“一、将保安队撤退，二、将保安队已筑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

俞鸿钧答复：“既然是中国的土地，就更无所谓撤退”。对防御工事和“保安队所有措施，无非为防范起见，总之，我方维持和平之心志，日方应能谅解……如日方亦能遵守范围，冲突自然避免”。日方表示满意。

12日下午3时，应日方要求，召开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会议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会议厅举行，出席者除中日双方外，尚有英、法、美、意四国代表，日方代表冈本声称：今晨中国保安队及正规军队，已在近郊设置防御工事，此种行动，违反停战协定，应请共同委员会加以注意，采有效办法，加以制止。俞鸿钧当即驳斥：“共同委员会设置之目的，在维持上海之和平与治安，并非协助日本政府实施侵略政策，会议毫无结果而散。

日本在会上表示竭力避免战争，而行动上作好了战争准备。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2日晚陆续登陆。而且在杨树浦、闸北、虹口一带布防。到12日止，调集淞沪的日舰已达30余艘，海军及陆战队1.5万之众。8月13日上午9时15分起，日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的掩护下，由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旧厂址出发，于横浜桥过淞沪铁路，向宝山路我军阵地进发，并向我军阵地开枪射击。我方保安队为自卫起见，用机枪扫射，打退了敌军，日方士兵死5人，伤10余人。下午3时50分，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并以大炮轰击，我军奋勇抵抗，淞沪会战正式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