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师爷，历史长河中的人才

绍兴是人杰地灵，从绍兴走出了鲁迅先生、周恩来总理、蔡元培先生等；这里盛产绍兴花雕酒，这里曾经也盛产师爷。

师爷，是明清时代地方官署中的主管官吏（主官）聘请的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的无官职的佐理人员。师爷靠自己具有的刑名律例（法律）、钱粮会计（财会）、文书案牍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才能辅佐主官，称为作幕、佐治或佐幕。

古代将帅带兵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以后相沿成习，幕府即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代称，甚至其军政大员本身亦称幕府。同时，军政大员所延揽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也就获得幕僚、幕宾、幕友等相应称谓；

民间，自清朝起，一概称此类幕僚为“师爷”。师爷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师爷无官衔职称，仅受聘于幕主而并非行政委任。幕主称师爷为“老夫子”、“西宾”，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彼此虽以宾主相待，实系雇佣关系。

关于“绍兴师爷”这个词里面的“绍兴”，是指清代的绍兴府。清代的绍兴府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位于杭州湾南岸。

绍兴师爷在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顺治、康熙之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所谓“无绍不成衙”即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反映。

沈文奎可谓当时绍兴师爷的代表。沈文奎，会稽人，23岁时只身北上游学。天聪三年(1629)冬，被后金八旗兵俘于遵化城，旋即迁徙沈阳，入选文馆，开始为清军入关献谋设策，渐为皇太极看重。六年八月，皇太极召见沈文奎等，赐以肉食，面询对明言和等朝政大计。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多被采纳且付诸实行，绍兴师爷由此崭露头角。

绍兴师爷的崛起，当然并非凭借个别绍籍师爷的功绩名望，而是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目的网罗特殊人才的需要，以及从事师爷职业的绍兴人士的整体素质。绍兴向为文化之邦，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作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师爷为业者多系绍兴人，诚如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中所云：“吾乡之业斯者，不啻万家。”

纵观绍兴师爷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发展轨迹，大致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雍正、乾隆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从巩固封建政权、平定边疆叛乱以及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措施，从而为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事、进入各级衙门创造了条件。

而绍兴师爷也乘当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机，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纷纷投身官府，并得到各级行政官吏器重而地位日隆。邬思道为这一时期师爷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官场经验，不仅赢得幕主田文镜的宠幸，且为雍正帝所看重，从而成为绍兴师爷公认的祖师爷。

《清代野史》载，邬思道，字王露，绍兴人。他自幼好读，但科举不第，遂“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他先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为河南巡抚田文镜“罗而致之幕下”。

一日，“邬先生谓文镜曰：‘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文镜曰：‘必为名督抚。’曰：‘然则任我为之，公无掣我肘可耳。’文镜问将何为?曰：‘吾将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镜知其可恃也，许之。则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镜名，上之。

盖参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系雍正帝的元舅和功臣，官至大学士，然其“恃功不法，骄恣日盛”，因此雍正继帝位后，极想翦除而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邬先生固早窥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

结果雍正帝借刀杀人，“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不久，雍正帝获悉邬思道在田文镜幕中，常在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这就使以邬思道为代表的绍兴师爷身价百倍，为各地督抚所瞩目。

及田文镜卒后，“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并由此引得各地督抚争相聘用绍兴师爷，他们希冀借助绍兴师爷的才能机智，获取仕途上的进展，从而为绍兴师爷的广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机，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外通商，西方文化东渐，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级行政官吏必须广泛辟用幕僚方能适新应变，这就为绍兴师爷的进一步壮大提供新的机遇。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方实权派，为扩充自身势力，以遂一己之图，趁机招兵买马，网罗谋士，如此，便为绍兴师爷投入封疆大吏帐下，创造了又一个机会，从而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

是时，绍兴师爷以处事灵活、练达、圆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例如，会稽县秋桐豫(又名秋墅，号称“秋青天”)为东三省总督的师爷，会稽县章士杰(字桂岩)为曾国荃的师爷，会稽县马家鼎(字调生、号梅卿)为张之洞的师爷，山阴县程埙(字荫棠、又字伯雅)为左宗棠的师爷。

更有山阴县娄春藩(字淑生)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的师爷，一生备受礼遇，任李鸿章师爷时，凡折奏、刑钱、河工、盐务等要公，均非娄不办，足见其权位之高。绍兴师爷擅于深谋远虑，以其聪明才智，效忠幕主，不仅巩固壮大幕主的地位权势，也为削弱中央集权统治、形成地方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绍兴师爷的势力发展至于鼎盛，为中央和各级行政官吏所瞩目与重视。

清末，绍兴师爷逐渐衰微以至没落。

其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政府也高唱“变法”，推行“新政”，陆续颁布并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间，清朝政府整顿官僚政制，相继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削减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各级官吏的裁减，迫使大量绍兴师爷离开官场另谋出路，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因之弱化。

同时，由于清朝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校、奖游学等，使办学堂和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宣统三年(1911)，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达5万多所，有学生100多万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仅留日学生达8000多人。国内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以及各地留洋学生，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他们用在国外或新式学堂中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逐渐取得政治舞台上的优势，从而极大地冲击并削弱了绍兴师爷在清朝政坛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