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权力悖论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莲悦/文

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的第三任君主。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我最喜欢的宋词之一。里面有这样一句：“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佛狸，即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乳名。

这段典故讲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北伐，却反遭挥师南下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重创。魏军兵抵长江北岸，拓跋焘亦在瓜步山建立行宫，即是词中所说的“佛狸祠”。

从我们传统的成王败寇的历史观来看拓跋焘，他攻灭胡夏、北燕、北凉，降服西域诸国，远逐柔然，南逼刘宋，成功统一北中国，无疑是一位武功煊赫的雄主。

然而，拓跋焘正当盛年，却和两个儿子一起，全都死在一个小小的宦官手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怎么会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呢？

事情要从北魏王朝一项非常有特点的政治措施说起——太子监国。

拓跋焘的爷爷、太武帝拓跋珪为将北魏王朝带入集权帝制时代，不惜制定了“子贵母死”的规则，以期北魏皇权的继承模式能从旧有的部落酋长推举和“兄终弟及”走入集权帝制的“父死子继”中。

拓跋珪失败了。因为他被儿子拓跋绍弑杀，后来的明元帝拓跋嗣虽然是拓跋珪长子，但他毕竟是通过政变，杀死弟弟拓跋绍后才登上皇位的。所以，拓跋珪关于北魏皇权“父死子继”的政治构想在儿子身上并未实现。

为继承父亲遗志，稳定北魏皇权，明元帝拓跋嗣接受汉族重臣崔浩的建议，不仅建立了太子制度，并以太子监国，在生前就将最高权力授予了太子拓跋焘。这样，在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后，拓跋焘顺利登上皇位，成为了北魏历史上第一个皇权实现“父死子继”的君主。

可是，太子监国和集权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悖论。集权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权力核心只能有一个。而太子监国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权力核心：君主和储君。

不过，权力悖论的危害在明元帝拓跋嗣时期还没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明元帝是在儿子拓跋焘15岁时才将其立为太子，并监国的。第二年，明元帝去世，拓跋焘登上皇位。

但是，拓跋焘却在儿子拓跋晃5岁时就将其立为太子，12岁令其监国，22岁让他总理百揆。

太子党的形成毫无悬念。

不过，拓跋焘和儿子拓跋晃之间的政治斗争，史书语焉不详，反而将一个宦官祭了出来。

《魏书》卷九四《宦官·宗爱》是这样记载的：

“恭宗（拓跋晃）之监国也，每事精察。（宗）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拓跋焘）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为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时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

是后，世祖追悼恭宗，爱惧诛，遂谋逆。（正平）二年春，世祖暴崩，爱所为也。”

在《魏书》关于“正平事变”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父子相残的痕迹，为恶的，只是一名卑贱的宦官。宗爱因为常行违法之事，与太子拓跋晃之间产生矛盾，再加上太子的僚属与之有隙，宗爱便构陷了太子的僚属，使之被太武帝拓跋焘诛杀。太子拓跋晃因此忧惧而死。

拓跋晃死后，太武帝又时时想念爱子。宗爱怕被拓跋焘诛杀，于是先下手干掉了拓跋焘。之后，他谋立拓跋焘的幼子拓跋余为帝。拓跋余不满宗爱弄权，“遂谋夺其权”，不想，反被宗爱杀死。

《魏书》的《宗爱传》很短，数百字而已，却为中国的历史塑造了一个宦官的传奇人生：逼死太子，连杀二帝，被他杀掉的太武帝拓跋焘还是一位文治武功煊赫的雄主。

《魏书》的这段记录可信吗？

同时代南朝人的《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却是这样的记录：

“（拓跋）焘至汝南瓜步，（拓跋）晃私遣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

南朝的史书中，不仅《宋书》，包括《南齐书》、《宋略》等对拓跋焘父子相残之事，描写得相当精彩，可谓绘声绘色。不过，司马光在撰著《资治通鉴》时，认为这都是南朝误传，并未采信。

那么，“正平事变”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学者李凭更认可南朝史书的记载，并从《魏书》的其他相关记录来看，认为“正平事变”的真相，就是“太子监国”导致了皇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最终演化成父子相残的悲剧。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鲜卑的君主和贵族们作为游牧民族，马背上打天下的血性还未泯灭。拓跋焘一身煊赫武功，都是御驾亲征的结果。拓跋晃也曾随父北讨柔然，在拓跋焘南征刘宋时，还领兵屯驻漠南，以防柔然南犯。

《魏书·世祖纪》中有几次拓跋晃参决军国大事的记录，从中可见，拓跋晃并非一个柔仁、温谨之人，反而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和果决。

比如，拓跋焘伐河西时，有谋臣劝阻拓跋焘，认为姑臧（今甘肃武威）一带无水草，不可出兵。拓跋晃则不认可此种观点。拓跋焘率军抵达姑臧后，发现这里果然水草丰茂，大军粮草无虞。

再比如，拓跋晃随拓跋焘伐柔然时，拓跋晃认为柔然军队没有防备，应该即刻进攻，但拓跋焘没有采纳儿子的意见。结果证明，拓跋晃的判断是对的，拓跋焘错失良机，让柔然军队逃走了。

《魏书》于是说：“自是恭宗（拓跋晃）所言军国大事，多见纳用，遂知万机。”

在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起，被史书描写得“仁恕温谨”的太子刘据，尚且能以命相搏，发动政变。很难相信，年仅24岁，遇事果决锐利的拓跋晃会因为自己手下的几个臣子被皇帝处死便忧惧而死。

所以，个人也比较认可南朝史书的记录。

北魏的历史，之前的“国史案”致崔浩等一干汉族士大夫被屠杀，因此谁也不敢“直笔著史”。太子拓跋晃之死，很可能就是史家在“为尊者讳”。从《魏书》的其他相关记录来看，“正平事变”的真相，应该就是“太子监国”导致的权力悖论，太子集团权力膨胀，威胁到皇权，以致父子相残。

不过，我们认可这样一个结论的话，《魏书》中所录的宦官宗爱谋杀太武帝拓跋焘的逻辑就不成立了。那么，宗爱为何要杀拓跋焘？宗爱传奇只是“为尊者讳”的历史“曲笔”创造出来的吗？

关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代“正平事变”的历史真相究竟为何，因为《魏书》中的“曲笔”太多，恐怕很难探究。

于我而言，北魏的历史读来，令人不胜唏嘘感慨。在集权的每一步上，鲜卑人都走得战战兢兢，然而，权力还是一步一步，走向腐坏。这种腐坏无怨尤于任何人，而是源自不受制约的权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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