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与狼共舞”的红色特工

作者：卢荻

来源：《党史纵览》

袁殊是中国现代谍海风云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其身份多面复杂,谍战生涯惊险离奇,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可称得上是人世间绝无仅有的特工高手。袁殊除拥有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高官等诸多身份之外,其秘密身份却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人员,并一度成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特工。他打入敌人内部,在扑朔迷离的谍海中“与狼共舞”,剑胆琴心,为中共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情报,并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朱德称其为“我党情报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上海新闻界的一颗新星

袁殊,本名袁学易,化名曾达斋,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衰落的书香门第。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后在国民党驻沪机关的工团工作。母亲贾氏,为前清官办盐商女儿。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不得不随母亲到上海投奔父亲。但时任国民党驻沪机关要职的袁晓岚却因与学生姘居而冷落贾氏母子。年少的袁殊不得不去卖大饼、油条,擦鞋,烧老虎灶,12岁时便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排字学徒工。袁晓岚虽然没有在经济上资助贾氏母子,却仍然关心着儿子的成长。经他的友人介绍,袁殊得以免费入读著名的私立学校上海立达学园, 半工半读。据袁殊之子曾龙回忆,袁殊崇拜立达学园老师袁绍先、夏硏尊、丰子恺等,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并参加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14岁的袁殊参 与罢工、 罢市、罢 课大游行等活动,成为学校里一名活跃分子。

青年时期的袁殊

1927年初 , 袁殊参加了北伐军,受到袁父之友胡抱一(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 的提携,成为其秘书。不久,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下级军官, 并加入了国民党。

1928年初 , 袁殊脱离军队返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高长虹主持的无政府主义文艺团体“狂飙社”,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活动。

1927 年,袁殊在北伐途中摄于皖赣边境。

1929年秋 ,因狂飙社解散 ,袁殊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一所新闻学校攻读新闻学,同时又广泛涉猎政治和历史知识领域,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列学说的洗礼。

1930年冬 , 袁殊因经济困难被迫回国, 一度参加洪深领导的“联合剧社”活动。剧社在南京演出十分成功,引起南京市国民党党部注意。党部主任赖琏、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后宴请剧社。袁殊于席上痛斥国民政府, 发表左倾言论, 与演员王莹同被视为左倾分子。

此时,袁殊对当时上海的报纸十分不满,认为这些报纸是买办阶级的工具,于是创办了《文艺新闻》周报,于1931年3月16日开始发行。这张小报推出不久,便以其独到的新闻眼光和大胆泼辣的风格而引人注目,发行量迅速上升。中共秘密党组织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负责人冯雪峰等人对这张小报给予了极大支持,不仅积极为其供稿,而且派党员作家夏衍、楼适夷具体参与其工作。连鲁迅、茅盾等文坛巨匠也不断在该报推出佳作, 使这张小报风靡一时。据茅盾回忆,当时袁殊仍未加入左联,但与其成员关系紧密。左联成员投稿《文艺新闻》,及后更参与编辑工作, 使之成为左联外围刊物。

其间,对袁殊个人政治生命与《文艺新闻》影响最大的,是对左联“五君子被害”事件的报道。

1931年1月17日, 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旅社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由于国民党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左联五作家被害的情况。同年4月,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时任左联中共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找了多家报刊,希望能将这一信息发布出去,但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均不敢刊登。焦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袁殊刚刚创办的《文艺新闻》。由于当时冯雪峰还不认识袁殊,他便到陈望道处了解袁殊的情况。在陈望道的介绍下,冯雪峰找到袁殊,介绍了左联五作家被害的情况,希望袁殊能在《文艺新闻》登载这一消息。袁殊深知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管制很严,披露这样的新闻需冒很大风险,但其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进步作家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恨。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嘴脸,袁殊心生一计,与冯雪峰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首先,冯雪峰寄来一封署名“蓝布”的读者来信给《文艺新闻》,询问五作家下落。3月30日,袁殊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题在《文艺新闻》头版发表,立即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响,引起各界对5位作家命运的关注。接着,冯雪峰转来两封读者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辰),告诉读者,这5位作家“已被枪毙了”。4月13日,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 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两封来信。随后,袁殊又将这5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类人物对他们被害的态度。这样, 既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又使国民党当局找不到消息来源,无可奈何, 从而保护了该报的安全。袁殊的机智和胆略受到广泛称赞,鲁迅对此大加赞赏说:“袁殊、适夷两个人年龄很轻,勇气很大。”并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及《湘灵歌》等诗文。《文艺新闻》因此销量大增,袁殊顿时成为新闻界的一颗新星。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回忆中也对袁殊这种斗争方式表示赞赏。他说,《文艺新闻》以公正、中立,有闻必录之面貌出现,与国民党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 存在了1年零3月之久,是左联所有刊物中,维时最长者。这使得左联成员进一步认清合法斗争之必要,从而转变策略。

袁殊除了出版《文艺新闻》及《烽火》外 ,还组织“曙光剧社”,其表现受到中共赏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邀请袁殊加入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袁殊成为“文总”常委,和潘梓年、朱镜我一同负责对下属文化团体的联络工作。稍后, 他又参加了反帝抗日联盟、中国著作者协会,参与发起新闻学研究会等,成了左翼文化界的一位活跃人物。他积极发表著作和译作,在工人队 伍中积极 宣传马克 思主义,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

“白皮红心萝卜”式的中央特科成员

在与冯雪峰、夏衍、朱镜我的频繁来往中,袁殊主动向他们表达了加入中共的愿望。193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在上海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正式会见袁殊。潘汉年代表中共上海秘密党组织同意吸收袁殊为中共党员,同时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中央特科工作。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和指导老师,由其帮助完成特务工作。“剑胆琴心”则是约定的暗号。潘、王要求袁殊严守组织秘密,做一个“白皮红心萝卜”式的情报人员。从此,袁殊的名字从 进步文化 圈子中销 声匿迹,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谍报生涯。

袁殊当时年方20, 此前从未接触特科工作,对情报工作可谓一窍不通。王子春言传身教,使他很快就熟悉了情报工作的“游戏”规则与基本技能。掌握了秘密联络、传递情报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之后,袁殊他们开始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使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只是从未与之有过交往。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曾任黄埔同学会会长, 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在王子春的指示下,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取得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伯涛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中统头子、湖北人吴醒亚。袁殊在简历中说明自己“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吴醒亚之所以肯任用在左翼文化活动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一是因为贾伯涛是蒋介石的大红人,不能不给面子;二是由于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为吴当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时,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 结果得了势,受恩于袁家,想借此报答。这些社会关系, 犹如一把无形的保护伞,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浪中遮风挡雨。

1931 年 , 袁 殊 ( 右 ) 与 电 影 艺 术家袁牧之合影。

吴醒亚所负责的上海市社会局, 表面上是要调节缓解社会矛盾,实质上则是以破坏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为主要任务。袁殊被安排为编外特别情报员,专事收集社会情报。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骨干队伍,吴醒亚拉拢一批湖北籍的人物组成了一个“湖北帮”,利用政治与同乡的双重关系为其效力。与此同时,他又伙同潘公展、吴开先组织秘密小团体“力社”和“干社”。“干社”在当时几乎与另一个著名的反共组织“复兴社”齐名,势力和影响都不小。袁殊被吴醒亚拉入了“湖北帮”和“干社”,并担任了“干社”的情报股长。而担任行动股股长的则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李士群20世纪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被捕后自首叛变,因此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

从1931年冬到1935年春这3年多时间里, 袁殊在情报战线上四处活动,左右逢源,干得颇为顺利。

袁殊最初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 袁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搞到一个重大情报,为吴醒亚立了一“功”。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差事,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由著名报人严谔声主持的“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利用记者这一特殊身份,袁殊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 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了解与结识许多人。不久,他就因经常出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布会而结识了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实际是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岩井被认为是“中国通”,专门负责搜集中国情报,正需要在中国人中寻找情报关系。袁殊有留日经历,能说流利的日语,岩井很快就看中了他。而袁殊为了获取日本情报,也有意识去接近岩井。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很快建立起情报关系。袁殊答应将通讯社若干不便发布的新闻材料提供给岩井,岩井则答应把领事馆将要发布的新闻信息提前告知袁殊,以帮助袁殊“抢新闻”。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岩井表示满意,随即向袁殊每月提供200元所谓交际活动费,于是袁殊就成了日本领事馆雇用的一名情报员,打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自然,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得到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批准的。这为日后抗战期间,潘汉年领导对日情报斗争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 袁殊为发展关系,与著名青帮头目杭石武结为所谓的异姓兄弟,又和帮会首领杜月笙等有密切往来。

受“怪西人”案件牵连被捕入狱

袁殊加入中央特科之后,与王子春紧密配合,进展顺利。随着袁殊获得的情报增多,两人由每星期见一次面改为每周两次。但是到了1934年底,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 ,加上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中共上海秘密组织迭遭破坏,在上海工作了很长时间的王子春已难以继续坚持。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 他被通知立即转移前往苏联,临行前甚至来不及通知袁殊,也无法向任何人交代和袁殊的关系。

到了接头之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袁殊两次未能与王子春见面。接头失败意味着“断线”。按照单线联系的组织原则,袁殊根本不知王子春当时的上级究竟是谁。焦急之中,袁殊决定去找知道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的夏衍,急切地表示自己和组织突然中断了联系,现在想恢复联系,请夏衍转交一封信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夏衍望着袁殊焦虑的模样,答应了其请求。

几天之后,化名“小陈”的刘长胜来找袁殊。可过了不久,就改由学生打扮的“小李”来联系,负责传递情报。为此,袁殊多长了一个心眼,特地刻制了两枚闲章,一枚是“剑胆琴心”, 另一枚是“流离载道”,他向上级声称:只有见到火漆封口加盖这两枚印章的信件,才是他的真实情报。

多年以后, 历史的尘埃落定,袁殊才知道当时的复杂情况。原来, 夏衍一时找不着中央特科的人,便把袁殊的信交给了组织关系在特科、工作关系已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蔡叔厚觉得远东情报局正需要像袁殊这样的人,便请示决定把袁殊的关系转到远东情报局,但他并没把详细情况告诉夏衍,只含糊地说:“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告诉他用新的联系暗号接头吧。”袁殊就这样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参加了远东情报局的工作。

袁殊为远东局收集情报不久,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件。国民党军统湖北站逮捕了中共党员关兆南。关氏在软硬兼施下叛变,随后带领军统特务诱捕了从上海抵达武汉与他联系的交通员陆独步。军统把陆独步押解上海,陆独步供出其哥哥陆海防,陆海防再供出共产国际中国总支部负责人、化名约瑟夫·华尔敦的罗伦斯。特务头目沈醉和两个特务,押着陆海防抓捕了华尔敦。法租界巡捕房见逮捕一个欧洲人, 不同意马上引渡。面对巡捕房的审讯,华尔敦经验老到,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因此巡捕房无法确定其真实身份。于是,各家报纸均说:租界捕房抓获一名来历不明的“怪西人”。次日,陆海防再供出一些与他有工作联系之人,袁殊也因此被捕。

陆海防投降后,向袁殊展示其字迹,袁殊方才明白,一直与自己秘密联系,交付工作的上级,正是陆海防。由于已经有陆海防的旁证,袁殊便承认了自己曾为中共情报系统和远东情报局工作。当时直接经办“怪西人”案件的是戴笠系统的王新衡。王和袁殊本就很熟,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当袁殊暴露了中共的政治背景后,王新衡便竭力对袁进行拉拢。吴醒亚获悉袁殊被捕并已暴露真实身份后,也对袁采取拉拢的态度。显然,戴笠和吴醒亚都把袁殊看作是可以利用的人才,都想把袁殊收罗到自己的门下。因此,袁殊被捕后不仅没有受到皮肉之苦,相反却处处受到“关照”。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与出卖组织和同志,因此并没有引起组织被连锁破坏。他在敌人面前采取了一种灵活、变通、圆滑的策略,尽量保护自己。

戴笠为了拉拢和劝降袁殊,特派武汉行营法官徐业道到上海对袁殊“做思想工作”。戴笠要徐业道向袁殊转达他的话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等风波平息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里来。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徐业道要袁殊对戴的话明确表态,袁殊考虑过后,写下数十言:“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

不久,袁殊被押到武汉,由武汉行营法庭开庭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从轻发落:袁殊明明是被军统秘密逮捕的,判决时却被说成是“投案自首”,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兼容思想”的“思想文化罪”论处,判监2年9个月, 按律减刑一半,只需执行刑期1年3个月。刑罚甚轻, 主要是因为袁父向陈立夫求情,夏衍、蔡叔厚等人亦托人解救,甚至日本驻沪领事馆亦起了作用。

袁殊被宣判后,被转送到湖北省反省院服刑。该院院长黄宝石恰恰是吴醒亚湖北帮的“参谋长”,和袁殊也有些交情,因此,袁殊在反省院受到优待。袁父病故后,袁殊还被允许出狱处理后事,把袁晓岚灵柩送返湖北蕲春,方才回到反省院。被关押期间, 他可以读书、写字、打球,可以写新闻短稿,还可以请假外出办事。1936年5月,袁殊实际“服刑”时间不足一年就被从反省院放出。黄宝石赠与其200元钱以及一张直通南京的船票,要求他晋见陈立夫。袁殊以路费已足,并未接受赠款。被关押和受到优待并没有改变袁殊当初参加革命入党的初衷,因此,他被释放后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希望尽快找到党,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袁殊直到抵达上海,方才下船,会见亲人。

袁殊返沪后, 未能联络上旧友,甚为焦虑,最后只好去找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同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孙师毅,通过他见到了刚从陕北来上海不久的冯雪峰。冯雪峰此次来上海的主要使命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袁殊向冯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冯雪峰初步查明了袁殊在被捕期间的表现后,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建议他先找一个教书的职业避一避风头再说。袁殊自然感到失望,表示想再去日本学习一段时间。冯雪峰表示同意,随后给袁殊送去50元路费。

袁殊动身之前,又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联系。鉴于袁殊曾是日方的情报人员,释放后又主动找上门来,领事馆极表欢迎,立即为袁办妥一切赴日手续,并送给200元路费;同时让袁到东京后再去找正在外务省供职的岩井英一联系。袁殊到日本后即去找岩井。岩井果然对袁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不仅为袁介绍学校,介绍一批学界与政界朋友,而且每月向袁提供150元的生活用费。岩井之所以对袁殊特别关照, 当然不是出于所谓的朋友之谊,而完全是一种政治投资。袁殊自然对此心中有数,而他也乐于利用这样的“特别关照”为未来做打算。

周旋于两国四方之间

1937年4月 , 中日关系日趋紧张 ,日本排华事件不断发生, 袁殊决定立即回国。岩井也找到袁殊,希望在日中关系“破裂 ”后袁殊能继续和日方合作 。但袁殊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冯雪峰,汇报了自己在日本的情况, 希望党对他今后的工作有所指示。鉴于袁殊的情况特殊而又复杂, 冯雪峰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为好。当时不少同志都认为袁殊早已是“转向 ”人物 ,不能轻信 。冯雪峰于是让袁殊先利用旧关系找点事情做起来再说。袁殊只好独自行动, 他找到旧帮会的关系, 由杜月笙资助他办了一个并不起眼的“时事刊行社”,实际上不过是做了杜月笙门下的一个食客。一贯雄心勃勃、热衷于追逐政治浪潮的袁殊, 一时间竟成了一个没有政治立足点的“盲流”,他感到十分彷徨。

不过,没有多久,他就找到把他引上革命道路、 引上情报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潘汉年1933年离开上海,先到江西中央苏区,其后参加长征,后来辗转于莫斯科、南京、陕北等地。1936年秋后,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回到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 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久,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主任, 抗战爆发后又担任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全面担负起了指导整个上海党的工作。

袁殊向潘汉年汇报了自己近几年的大体经历, 恳切地表示希望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尽一份力。为了表示真心和诚意, 他将一份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军用地图作为情报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当时冯雪峰、夏衍仍对袁殊颇具戒心,认为他难以信任。但潘汉年从党的战略与策略高度出发,经过慎重考虑,排除了夏衍等原先表示不宜用袁殊的意见, 决定接受袁殊的要求,恢复了与他的联系。与此同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急需日军情报, 而他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 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后来,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表示要委以重任。当袁殊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汇报后, 潘汉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从当前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参加军统敌后工作有利于抗日;从长远看,在军统打入一个楔子, 以后在情报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潘汉年同意袁殊加入军统工作。于是,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一跃而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 汇报———毕竟是国 共合作时期,双方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八一三 ” 淞沪抗战期间 , 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 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中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潘汉年撤离上海前往香港,暂时中断了与袁殊的联系。袁殊奉戴笠之命继续留在上海。他不仅大搞情报,而且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 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头面人物, 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8年秋天 ,袁殊被召赴香港参加戴笠召开的军统骨干工作会议。会上,戴笠对潜伏敌后有功人员恩威并举, 一面对他们大大奖励一番, 并当场送给每人两把最新式的加拿大手枪, 一面又以冷峻的口吻警告他们, 谁如果对我们的团体不忠,你们也可以拿这个去对付谁。听了戴笠的话,袁殊内心有些惶然,他知道戴笠对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是不会完全信任的。会议结束前,戴笠还单独接见一次袁殊,亲自向他交代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要他回上海后设法将已经投敌充 当汉奸特 工头目的 李士群除掉。

在香港开会期间, 袁殊秘密会见了正在香港活动的潘汉年, 向潘汇报了自己一年来在上海的工作。潘汉年语重心长地对袁说:“你这次来开会说明戴笠待你不错。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戴笠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他的红人,军统是清一色的黄埔派。这就要看你自己的决定了。”

袁殊从香港回到上海后, 即按照戴笠的部署, 策划暗杀汉奸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的计划。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 就因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澍被李士群的 “特工总部”捕获叛变告密而败露。袁殊也因此而逮捕。李士群和袁殊过去就很熟,而且关系不错。但这次袁殊直接指挥暗杀自己,不能不使李士群十分恼怒。在审讯袁殊时, 李士群严厉地向袁殊交底说:“ 要么你就归顺我 , 和我合作 , 做我的帮手;要么我就按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指令,将你处以极刑,希望你尽快做出选择。”

在如何处置袁殊问题上, 汪伪特务头子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特工头子丁默邨主张杀掉袁殊, 而李士群因与袁殊在中统“干社”共过事,知道他是个日本通,认为此人有“可用之处”,主张刀下留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袁殊趁其妻马景星到牢房送换洗衣服之机, 暗示她去找潘汉年求助。潘汉年知道袁殊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有情报关系, 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岩井闻讯后,立即带了两个助手来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以领事馆名义和以袁殊是外务省系统情报人员为由,向丁默邨和李士群要人,丁、李不敢得罪主子,只得将袁殊放了。

袁殊脱险不久, 岩井就要求他尽快写出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发表,要他公开表态。迫于无奈,袁殊便以“严军光”的名义写了一篇《兴亚建国论》,内容大体符合日本人所谓“大东亚共荣”的论调。此文得到了岩井英一以及“梅机关”机关长、 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的认可, 被译成日文在中日多家报刊上公开发表。这样,就把袁殊从幕后推到了前台。

卧底日特岩井公馆,大量获取日本情报

1939年9月 ,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局局长的潘汉年,在组织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 又奉命着手加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他要搜集延安中枢机构急需的有关日伪以及美、英与蒋介石政府关系方面的情报, 自然想到了与国民党军统、 日本情报部门有联系的袁殊。而袁殊更希望从潘汉年那里获得对今后工作的指示。见面时,袁殊将自己近一 年来的情 况向潘汉 年作了汇报。他说,岩井在领事馆以外的地方弄一座楼房以岩井公馆的名义搞了一个情报摊子开展活动,要他参与此项工作。潘汉年经过认真思考并报请中央批准后,决定让袁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对袁殊说:“你可以答应岩井的要求, 将计就计,在敌伪之间建立一个亲日的团体,既可干扰汪伪政权的建立, 又可为我党所利用。”

根据潘汉年的指示, 袁殊按照岩井要求, 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袁殊担任主任干事和《新中国报》《兴建》杂志社的社长。潘汉年在幕后给袁殊以积极的帮助。他从香港把改组派的旧人,经何香凝、廖承志做工作, 表示愿意为抗日做些有益工作的陈孚木弄来担任“兴亚”的主任委员;又从桂林《救亡日报》把袁殊的旧友、中共党员的翁从六调来当《新中国报》经理;将进步记者叶文津派到报社工作;还把从延安来的情报干部刘人寿安插进岩井公馆担任机要工作。“兴亚”本部主要人员均由中共秘密党员充任。所设电台,亦由党员掌握。“兴亚”本部实际上成了中共在敌占区的一个重要情报机关。由于延安远离情报中心上海, 急需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 袁殊则利用这个机构, 通过与敌方首脑人物个别接触、参加宴会、定期出访、阅读文件等多种渠道, 搜集到许多很有价值的战略情报,经刘人寿、翁从六,转给潘汉年坐镇的华南情报局本部, 然后由潘汉年和张唯一综合整理及时发给延安中央社会部。

1939 年

为保持与军统的联系, 潘汉年还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袁殊在信中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 希望继续为抗日做贡献,请戴笠予以谅解。潘汉年请一位与戴笠交情甚笃的人士亲赴重庆, 将此信送交。戴笠鉴于蒋日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情报工作的需要, 遂亲笔回信对袁殊表示理解和安抚,勉励他继续为军统效力。

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袁殊等人的关系,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 的远东慕 尼黑活动 ;(2)1941年6月13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 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等。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 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 攻苏联 ,苏军仓促应战,节节败退,日军下一步究竟是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 还是南进和英美作战, 这对中国和世界局势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据说当时的毛泽东为此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 袁殊提供的日军南进战略情报,不仅为潘汉年,而且也为毛泽东解了燃眉之急。从1941年7月到9月间,潘汉年及时将袁殊等人提供日军南进的战略情报报告给延安。潘汉年侄子潘冠儒在接受采访时说:“所以主席说了一个就是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而且还让康生给小开(指潘汉年)回电,写一个最大的好。康生说,在电文里体现不出这个最大的好,主席说那你就写好好好好好,就五个好。”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 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获得中共提供的日军南进可靠情报后, 斯大林这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人的兵力到西线。后来,苏联历史文献纪录片《莫斯科保卫战》解说:“根据来自中共的可靠情报,斯大林果断调兵”, 从而击退纳粹德国军队,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袁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 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利用职务之便从事秘密工作

1941年12月7日 ,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紧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等, 指示立即帮助宋庆龄、 何香凝等在港文化与民主人士安全离港。这年12月8日,袁殊自宁返沪,向潘汉年报告,汪伪陈璧君、陈君慧、林柏生等已飞抵香港,意图诱骗滞港名士与南京合作。此后,300多名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如宋庆龄、柳亚子、陈济棠、邹韬奋 、茅盾 、胡蝶等 ,经各方努力,被成功转移内地。

其时,袁殊颇得汪伪信任,先后担任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伪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伪江苏省教育厅长、伪镇江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职。他利用职务之便,及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等情报;建立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营救新四军被俘成员,掩护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等。袁殊任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后,暗中开展“反清乡”活动:他首先向党组织报告了日军清乡的重点区域划分,粟裕部队得到消息后,用门板搭在桌椅板凳上,连夜跳出篱笆墙转移。他还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被俘的新四军、释放被关押的地方党群干部30余人。

1942年9月 ,中共中央电示仍留在上海的 中共江苏 省委书记 刘晓和潘 汉年,考虑撤退问题。为保证刘晓和潘汉年安全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 袁殊接受了掩护撤退的任务。镇江,本为连接苏北的交通要道。他利用职权以及与汪日人员的关系,套取情报,使他任伪职的镇江成为中共人员转移的要道。此外,袁殊还为潘汉年从岩井处取得由领事馆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上书:“凡驻沪军、宪、警等人对此证持有者有所检问, 务须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取得联系,不得造次! ” 这无疑是一张护身符, 保障了潘汉年的往来安全。

秘密转移到解放区

1945年初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日汪气数将尽。袁殊辞去了其他汉奸伪职, 只保留一项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头衔。这时,潘汉年已离开上海两年多, 接替他在上海工作的人虽和袁殊仍有一些联系,但已很少。当此历史又将发生重要转折的关头, 袁殊再一次面临了今后去向的选择。

按后来袁殊自己的说法, 当时面前有3条路: 第一条路是携带家眷前往日本,做一个海外寓公。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 但他不想走当汉奸的这条路; 第二条路是接受国民党的收编,仍然可以高官厚禄。抗战刚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 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中将站长。然而,袁殊深知军统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矛盾倾轧甚深。像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稍一不慎,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

于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 回归他早年就曾经追求过, 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曲折的革命之路。临走前,他着手清理“岩井公馆” 所属的财产, 将3大皮箱的金条、美钞、英镑以及大批房契、地契、银行单据等价值近千万元的财产, 转交给了上海秘密党组织, 显示出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45年10月7日凌晨 , 在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由交通员黄炜护送,袁殊与翁从六、梅丹馨、 李钦方等人通过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驻地, 又穿越国民党军队管辖的狼山地区,从水路进入淮阴解放区。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杨帆亲自到码头迎接袁殊一行的到来。到达驻地后,陈毅、饶漱石分別宴请袁殊,欢迎他来到解放区,然后袁殊安全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结束了长达15年的秘密情报生活。而直到第二年初, 国民党方面才知道了袁殊回到解放区的消息,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 抗战有功人员 ” 立即变成了 “ 共党汉奸”,军统还对袁殊下达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袁殊投奔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数月之后, 组织部门让袁殊重新登记入党, 并任命其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定为旅级,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建议袁殊暂时改名,对外改姓曾。从此,袁殊改名为“曾达斋 ”,一用就是近40年 。在3年解放战争中,袁殊先后在苏北、胶东、大连从事内勤工作。

坎坷的晚年岁月

1949年2月 ,北平解放 。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国务院情报总署与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 这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 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袁殊曾应邀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作情报工作报告,朱德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夸他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袁殊(右)平反后来到潘汉年的故乡,见到了在贫困中生活的潘汉年妹妹潘玉琴。

1954年军委在 审干中给 袁殊正式做了政治结论:1935年被捕时自首变节有严重政治错误, 后来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谁知“结论”的墨迹未干,1955年4月发生了潘汉年 冤案 ,当年曾在上海为潘汉年工作过的秘密党员几乎无一幸免。同月26日,44岁的袁殊亦被捕入狱,1965年,袁殊被以“军统特务”“日本特务”和“汉奸”罪名被判15年徒刑。1975年5月离开秦城监狱后,袁殊的行动仍然受限, 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

在20年的牢狱生涯中,袁殊通读了《资本论 》、 马列著作 、《毛泽东选集 》,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 撰写了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 》, 并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下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的经验。

1978年10月 , 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时, 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 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他表示:“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 ,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 这一点我死可瞑目。”

1982年8月23日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的通知》,袁殊等大批受潘案牵连的人也得到了平反。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1965年判罪,宣告袁殊无罪。同日, 公安部、 调查部复查袁殊政治问题,确认他于1931年加入中共,恢复其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享受原定级别待遇。原没收财物折价归还,于北京西苑分配新房一套。当一切都成为历史之后,他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原名,他认为 “用袁殊这 个名字没 有什么可 羞耻的”。

此后, 年逾古稀的袁殊曾回到潘汉年的家乡,悼念逝去的战友,缅怀过往的峥嵘岁月,写下了《履痕重印江南路》的文章。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解放军309医院病逝,享年76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