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康泽进了功德林，拒绝批判老蒋，后来被老蒋骂白眼狼

作者：海风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军接管了位于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功德林路的功德林监狱。三年后，功德林监狱由公安部直辖，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所。虽然监狱改了名，但大家还是沿用旧习惯，称之为功德林。

功德林

1949年至1960年，有200多名被俘的蒋军高级将领先后被送进功德林。此处关押的战犯限定是将级以上军官，其中还有中常委康泽。他认为自己的级别最高，因此瞧不起其余人。

康泽在功德林内，空闲时常常一个人抬头看天上的白云，或陷入思考回忆状。他显得与众不同，摆出一副冷漠、孤芳自赏的样子。狱友们有时在一起谈笑风生，康泽却独来独往，很少与人说话。狱友们说，康泽一天难得说一句话。

康泽特赦

康泽学习也不积极，是公认的学习落后分子。当时战俘小组的学习主要是学报纸，学习之后，组员要发言，大家都谈体会，康泽却很少说话。即使发言，也只是念一念报纸，而且读的声音很小，组员看不惯，说：“大声点。”康泽一听就火了：“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

一天，工作人员要康泽写文章批判老蒋，康泽直接拒绝了，他说：“我不写，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批判蒋？”

康泽为何对蒋氏如此忠心？这倒是有一些原因的。

康泽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蒋氏十分欣赏他，送他去苏联深造。回国后，蒋氏一直提携重用康泽。康泽在北伐军司令部任侍从参谋，又升任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随后，他组建复兴社，担任三青团书记长，直至中常委。

康泽是蒋氏身边的大红人之一，一直感激蒋氏的提携。他曾经赞颂蒋氏“蒋公中正，今日救星。”进了功德林，凡是别人发言批判蒋氏，康泽就沉默不语。

有一次讨论，几个人议论一本名叫《金陵春梦》的书，书中提到蒋氏原名的叫郑三发子。北伐时，蒋氏在郑州的郑马驻马店下车，专程到一个村庄，进村打听郑氏人家的事，让随行的康泽和卫士在村外等待。

这几个战犯问康泽，是否有这件事？康泽说：“作家善于虚构加工，如果此事是真的，说明蒋氏身居高位而不忘本。”一个传闻到了康泽嘴里，就变成了蒋氏的优点。其余战犯都摇头，说康泽简直冥顽不化。

康泽坚持他的“气节观”。有一天，他看到杜聿明周围没有人，就对杜聿明说：“我们都是黄埔学生，要坚持民族气节。”在功德林，有少数人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一次学习时，管理所干部特意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

黄维

战犯黄维第一个说话：“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绝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黄维的话说到了康泽的心坎上，他暗自高兴，终于有人跟他想法一样。但他性格比较沉稳，不当出头鸟，没有发言。黄维的话一出口，就引起了战犯们的严厉批判。战犯们摆出事实，批评黄维仍然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对蒋氏愚忠。

组长邱行湘质问黄维：“你讲气节，你父亲为你取的名字是悟我，然而有一次，蒋氏把你的名字改成培我，你都没有指出来，后来就一直用老蒋改的名字。你为了讨好老蒋，连父亲取的名字都丢掉了，这是不孝，还谈什么民族气节？”

这话直击黄维要害，黄维一时语塞。后来，管理所干部对民族气节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阐述，康泽依然沉默。

直到有一次康泽生病，他才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所愧疚。康泽患有高血压、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十分难受。战犯管理所及时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医院给他用高档药物，医护人员对他热情服务，他的病情很快得到缓解。

康泽想到自己过去抓到我军人员，经常严刑拷打，用尽凶残的手段，而现在，我军宽宏大量地对待自己，他感到愧疚。后来康泽又因病住院，同样经过治疗后康复出院。

1956年，主席在一次大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就要改造他们的思想，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也能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

1957年，功德林有序组织开放，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加快蒋军战犯的改造步伐。功德林邀请了一些爱国人士走进功德林，与战犯谈心谈话，触动战犯的思想。同时，组织在押战犯到各地参观。这次参观，让战犯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后祖国的巨大变化，亲身感受到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强烈反差。

康泽和战犯们一起到北京、天津、沈阳、武汉等地参观。武汉之行，使康泽受到了很大的触动。20多年前，蒋氏在武汉对康泽委以重任，康泽成为复兴社和三青团中央干事，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如今，他却是以战俘的身份故地重游。

然而，看到武汉的崭新面貌，康泽不得不说好。回到功德林，康泽对曾经是复兴社头目的曾扩情说：“我哪里愿意为他们说好话，但是事实和真理就摆在我面前，我必须得服气和承认啊。”康泽的话在功德林传开了，大家都说又臭又硬的康泽终于开窍了。

康泽从内心深处发生转变，认识到蒋氏搞复兴社，就是为了实行独裁统治，于是开始写认罪交代材料。他了解很多内情，写出的材料有3000多件，被称为功德林里的材料库。他成为功德林里交代事实最多的人。

康泽从内心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五年之后，组织经过反复考察，决定送康德监外就医，实际上是释放。1963年，康泽上了第四批特赦战犯名单，成了第四批特赦战犯的第一人。当沈醉去探望康泽时，康泽激动地说：“真想不到他们如此宽宏大量，我这样罪孽深重的人也能特赦。”此后，康泽被安排担任文史委员，住房和医疗都有保障。

1963年，蒋氏在台岛的一次会议中谈起康泽。蒋氏说：“康泽被囚禁大陆，遭受炼狱般的折磨。不仅没有自由，而且牙齿都脱落了。冬天严寒刺骨，只穿着一件破衣服，但是他一直坚贞不屈，意志坚定。”

当康泽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明亮的办公楼里上班。他想：老头子啥时候都不改说谎的本性。康泽请老部下董益三整理并公开发表了一段文字：“我跟蒋氏20年，为他效忠了20年。在黄埔军校，他的表现很革命，但后来转变很快。他对别动队做了许多承诺，队员们信以为真，个个都被他的言论所鼓动，愿意忠心耿耿地替他卖命，可是他所承诺的并未兑现。我一直到现在才明白，他只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根本不顾跟随他的人。”

在文史委员会工作期间，康泽撰写了组建复兴社、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真实经历，详细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他的文章被报纸、电影、史学界广泛引用，在国内和海外影响很大。蒋氏得知后气得大骂：“娘希匹，康泽就是白眼狼。”

昔日罪行累累的特务头子康泽，在功德林修成正果，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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