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钱钟书：因猫而“战”？

贬低、非议林徽因的人，拿出来最重磅的证据就是“鲁迅痛骂林徽因，冰心、钱钟书发文嘲讽林徽因”，搞得好像林徽因遭到整个文学圈唾弃似的。

其实呢，所谓“鲁迅痛骂林徽因”，却是张冠李戴，错把“林微音”当“林徽音”（改名前的林徽因），一句话，林徽因与鲁迅：没啥关系！

而所谓“冰心嘲讽林徽因”，本号已码一篇万字长文《林徽因与冰心：一坛陈醋敬“教婆”》，个中细节可供辨析和品味。

那么，这篇就来辨认辨认所谓“钱钟书嘲讽林徽因”。

01

《猫》与“猫战”

林徽因与钱钟书之间瓜葛倒是很简单，网友们不分立场、喜好，各类材料无论正式或戏说，说法也无论真伪，涉及林、钱两人故事的，均不出其二：一为钱钟书小说《猫》；一为发生在林、钱两家宠物猫之间的“战争”，即所谓“猫战”。也就是说，林徽因与钱钟书之间关系，与“猫”有关，也只与“猫”有关。

首先需要理清《猫》与“猫战”发生的时间先后，这关乎讲述林、钱两人瓜葛的发生逻辑，对于辨析钱钟书为何“嘲讽林徽因”（如果有的话）至关重要。

关于林、钱两人关系，一般的叙述版本大抵是这样：

据说，钱钟书在清华园居住时与林徽因是邻居，两家都养了猫，而两家的猫却常常打架。可是，梁家的猫淘气强悍，钱家的猫弱小力薄，两猫掐架钱家的猫总处于下风，这让爱猫的钱钟书特别心痛和愤懑。于是，每当两猫打架，钱钟书就手持竹竿助阵自家的猫，把林徽因家的猫痛打一番。杨绛先生怕伤了两家的和气，就劝钱钟书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那打猫呢？”这也触发了钱钟书的灵感，写下了讽刺民国半个文坛的《猫》，既给自家的猫出了气，又针砭时弊，嘲讽了那些在国难当头的文人麻木的嘴脸。（摘自网络）

这样的叙述，按先有“猫战”，后有小说《猫》的时间顺序——钱钟书为自己家猫“出战”，并“因猫生怨”写就《猫》，嘲讽了包括林徽因在内的一众文人。照此叙述，“猫战”与《猫》互为前因和后果，钱钟书“嘲讽”林徽因的动因，也都可以讲得合情合理，故事的叙述逻辑相当顺滑。

然而，事实却相反，是先有小说《猫》，后才有“猫战”。

这样，《猫》与“猫战”就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这意味着，钱钟书“因猫生怨”而撰文讥讽之动因解说不能成立。

百度一下，可以看到钱钟书大致的生平轨迹，与年长他10岁的梁思成和年长他6岁的林徽因，几无交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钱钟书自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被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破格聘为英文系讲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钱钟书以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的成绩获第三届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7月与杨绛结婚。8月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自费留学的杨绛同船赴英。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钱钟书被清华大学聘为外文系教授，与杨绛乘邮船从法国启程回国；因清华大学已迁至昆明，钱钟书从香港直接转赴昆明。钱钟书与杨绛在昆明居住在大西门文化巷11号。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回上海，转赴湖南省安化县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钱钟书由广西乘船到上海，分别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结束后，钱钟书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钱钟书得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部短篇小说）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1949年8月，经吴晗邀请，钱钟书离开上海，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上述年谱可以确定的两个关键信息：一是《猫》发表于1946年；二是直到1949年“解放后”同在清华任教，之前林徽因与钱钟书两家不仅不“相邻”，甚至不同城，仅仅在抗战时期很短暂地在昆明同城而居，但也是一个住城西北（钱钟书住文化巷），一个住城西南（林徽因曾住巡津路）。

“猫战”的故事直接出自杨绛之手，其中清楚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乃“解放后”，地点乃清华大学住处；也清楚地讲明了，钱钟书为猫“出战”时，杨绛引用了钱钟书自己的话来劝他，“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而这句话就是小说《猫》的开篇第一句，也就是，“猫战”发生时早已有小说《猫》。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钱钟书一家三口和猫

杨绛讲这个故事，用以说明钱钟书的“痴气”，显然是惟妙惟肖、妙趣横生。

由此也证明，钱钟书写《猫》与“猫战”没关系，所谓钱钟书“写下《猫》，既给自家的猫出了气，又针砭时事......”乃无稽之说。

那么，《猫》与林徽因有关系吗？

02

《猫》：讽刺了民国半个文坛

钱钟书的杰出成就不在小说，但一部《围城》就奠定了他在作家中的地位。这部刻画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群像图的小说，充满着挖苦和讽刺，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而发表于1946年的短篇小说《猫》就没那么著名了，也算不得什么名作。不过有人认为，《猫》是《围城》的前奏，《猫》比《围城》还犀利，大部分人物和细节都可以对应真人真事，几乎把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北平的文人嘲讽了个遍——北平和上海是抗战前民国的两个文化中心，身处上海的钱钟书嘲讽的对象是北平的文人，是可谓“民国半个文坛”。

《猫》先行出场的当然得有猫，一只淘气的、闯了祸的猫本该挨打，但一句“打猫要看主妇面了！”，引出宠爱这只猫的“主妇”、小说的女主角李太太。

李太太是一位接受了美式教育、热衷在家里办沙龙、享受被往来的文人们奉承讨好的漂亮女人；她的先生李建侯是一位留学归来却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终日无所事事、被旁人戏说“夫以妻贵”生活在妻子光环下的无聊男人。

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

看到小说中有爱办沙龙、漂亮迷人的李太太，读者几乎就会联想其原型自然是林徽因。尽管梁思成学有建树、事业有成，做人一点不窝囊，与“李先生”没有半点相似，梁、林夫妇俩也绝非无聊之徒，而是风尘仆仆地忙碌于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和研究。但在30年代，林徽因“沙龙女主人”的标签似乎深入人心，尤其是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写出来，大有坐实林徽因人设的架势。

《猫》中的陆伯麟这个人物，被认为源自周作人。周作人曾经留学日本并娶了日本妻子，日本侵华时，他又投靠了日本人，是汉奸文人的代表人物。小说中对陆伯麟描写是：

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

钱钟书让人称绝地用了“向日葵”来挖苦亲日文人，还特构词“作人作文”，暗示了——其实说“明示”也不是不可以——这位小说人物的参照对象。

小说中的陆伯麟有言论：“这些话都不必谈。反正中国争不来气，要依赖旁人。跟日本妥协，受英美保护，不过是半斤八两。我就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不同。要说是国耻，两者都是国耻。日本人诚然来意不善，英美人何尝存着好心。我倒宁可倾向日本，多少还是同种，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点。我知道我说这句话要挨人臭骂的。”这些亲日的言论，自然就更让人把人物原型往周作人身上靠。

小说里又借另一位人物陈侠君之口戏谑陆伯麟：“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

据说，钱钟书的《猫》发表后，周作人真的没坐住，登报怒怼。不过，据资料，钱钟书与前辈周作人之间的交锋早在抗战前就有几个来回了，主要是出于维护父亲钱基博的论著观点。

鲁迅（周树人）和弟弟周作人

小说里那个举动斯文的曹世昌——小说写道，“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被认为是对沈从文的影射。

曹世昌的形象不仅对应了现实中沈从文的腼腆羞涩，小说中说曹世昌，“虽然名满文坛，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这些评论，也对应了从湘西行伍中走出来的沈从文，仅受过小学教育、自称“乡下人”这个独特身份。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湖南凤凰县人。20世纪30年代他创作了《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西》《湘行散记》等小说和散文。1949后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后虽大难不死，但他的文学创作就此中止；之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文赏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学术著作等。沈从文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被认为是影射林语堂的人物是袁友春。小说关于袁友春的描写有：

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

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

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

这些人设内容，与提倡“闲适哲学”、1935年在美国出版了《吾国吾民》、平时抽烟斗的林语堂本人形象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林语堂(1895、10、10-1976、3、26)，福建龙溪（今漳州）人。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66年定居台湾。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 。主要文学作品有小说和传记《京华烟云》《啼笑皆非》《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等，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吾国与吾民》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或许已经预知小说面世，读者或评论界少不了角色对应现实原型的猜度，钱钟书在《人·兽·鬼》前言中就提出了“谢绝现实原型”声明：

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围城》出版时，钱钟书也在序言中强调：“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钱钟书预先的声明无疑是避免麻烦的高招，不过一旦作品公布于世，这个声明也管不了读者会怎么联想、对应现实人物。

但凡对林徽因多一点了解的人，都能看到钱钟书塑造的“李太太”与林徽因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然而就凭“沙龙女主人”这一项，人们就不由分说地把“原型”送给了林徽因。

不少网文为此还给出解释：因为孤傲的钱钟书“看不上林徽因的沙龙聚会”“看不惯林徽因的作风做派”，故忍不住对其嘲讽、挖苦。

首先，这是无法验证的说法，钱钟书提前就声明了人物乃虚构，自不会“认领”任何猜测。其次，从客观上看，钱钟书的生活轨迹、人际交往以及所做学问领域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俩真是天各一方（这点与林徽因和冰心之间渊源深厚复杂还真不同），按说林徽因真碍不着钱钟书的眼。

林徽因的沙龙成形时间最早超不过1932年底（是年，金岳霖结束在美国的休假返回北京并与林徽因比邻而居，后来金家“湖南菜馆”的周六聚会逐步形成，这也是林徽因所谓“太太的客厅”的班底），结束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钱钟书1933年秋自清华毕业后即赴上海任教，之后留学英国，直到1938年回国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完全可以说，林徽因的沙龙对于钱钟书而言，纯粹只是传说，根本就没机会“看”不惯。

退一步看，如果说，抗战前的林徽因光彩照人、被众星捧月、生活是优渥的，因而传说远播，那么，抗战期间坚持不出国、在贫病中不放弃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林徽因1946年返回北平时，已是接近灯枯油尽的病人，让人不胜唏嘘惋惜，钱钟书1946年写就《猫》，怎么还能忍心嘲讽其风华绝代的往昔？

与其无谓揣测《猫》是否嘲讽了林徽因，或“钱钟书为何讨厌林徽因”类似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不如多了解一点“讽刺了民国半个文坛”的钱钟书。

03

“博学、狂傲、毒舌”的钱钟书

家学深厚的钱钟书，本人也是天赋过人的才子。他19岁（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被誉为“清华第一才子”，他精通多国语言，尤其是他的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

钱锺书对书痴迷，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都有，据说他一入学就发宏愿“横扫清华图书馆”，其知识渊博也让同学拜服。

曹禺和吴组缃当年也是著名的校园才子，可他们还是很佩服同年级的钱钟书。据说，曹禺怂恿吴组缃去请钱钟书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起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钱钟书竟一下写出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几十年后，钱钟书和吴组缃都成了著名学者、作家，见面时钱还爱考问一些冷门典故拿吴打趣，比如“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张申府高度赞赏钱钟书的天分：“乃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简直可以说，在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也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

钱钟书的老师、清华外语系主任吴宓则把他与“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放在一起评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博学”“狂傲”“毒舌”是钱钟书身上最主要的三个标签。

因为天赋极高、知识渊博，整个民国文化圈，就没有几个人是钱锺书能看得上眼的。

钱钟书是英语满分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而吴宓也十分喜爱这位才子。据说，每次上完课，吴宓都会问钱钟书：“钱先生，今天的课上得怎样？有何高见？”钱钟书也不客气就进行点评，往往是先扬后抑。1933年钱钟书大学毕业，清华打算录取钱钟书为外文系硕士，却遭到钱钟书的拒绝，说出来的理由就是：“导师吴宓太笨，没有资格当我的导师！”。之后，钱钟书留学英国。

杨绛自己也说过，“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杨绛在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瑗都去世后，于92岁高龄写下的回忆录《我们仨》，记述了一家三口的生活点滴。从中可以看到他们仨如何自成一体、沉浸在自家丰富的精神世界里，不追求物质、名利，与世无争，也不屑于与任何人争的处世姿态。

或许就是这样的缘故，钱钟书好用、善用讽刺手法，这是他所有的文字中最明显的风格。有人评价，钱钟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特殊性，就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极少正面评价。钱钟书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

人们从《猫》中人物袁友春明显看到了林语堂的影子，钱钟书在小说中挖苦“作家袁友春”：

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象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

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象鸦片瘾来，直打呵欠，又象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

他的作品不该在书店里卖，应当在药房里作为安眠药品发售，比‘罗明那儿’（Luminal），‘渥太儿’（Ortal）都起作用而没有副作用。

钱钟书对“李太太”这个人物的“恶毒”轻描淡写地埋在最后那句“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暗示李太太（像猫儿一样）“偷腥”而李先生安于“绿帽”；但这还不够，连带李太太的漂亮（显然是她最大的本钱），钱钟书也没想就此放过，而编排了李太太到日本割双眼皮——爱慕虚荣的美人为人是做作的，连外在的美丽也是做（作）出来的。

李太太从小对自己的面貌有两点不满意：皮肤不是上白，眼皮不双。第一点还无关紧要，因为她根本不希罕那种又红又白的洋娃娃脸，她觉得原有的相貌已经够可爱了。单眼皮呢，确是极大的缺陷，内心的丰富没有充分流露的工具，宛如大陆国没有海港，物产不易出口。李先生向她求婚，她提出许多条件，第十八条就是蜜月旅行到日本。一到日本，她进医院去修改眼皮，附带把左颊的酒靥加深。李太太花五百元日金新买来的眼睛，好象美术照相的电光，把她原有的美貌都焕映烘托出来。

这就是网络上所谓林徽因“不干净”，是“人造美女”等这些说法的最终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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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在《关于小说》中曾表达：“真人真事的价值，全凭作者怎样取用。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言意之下，小说创作肯定会有原型的，只是看怎么利用原型加工。

然而，网络时代造就了快餐式阅读和大量“标题党”。不少网友简单接收了“钱钟书的《猫》，讽刺半个文坛，林徽因名声尽毁，林语堂体无完肤”类似的信息，就直接把“李太太”的人设等同于林徽因，并以此来看待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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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在1946年5月6日日记中写道：“读钱钟书的《猫》一文，就现时而论，此文过于玩世不恭。”

翻译家施蛰存曾这样评价钱钟书：“他学问是好的，嘴巴臭！他狂妄的很呀，他讲人家都是挖苦人的……你看他的《围城》好了，都是刻毒话，他批评人批评的厉害。”

历史学家向达，是钱钟书的好友，他对钱钟书说：“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

到了晚年，钱钟书先生享誉全世界，在国内因《围城》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钱钟书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对于慕名前来拜访的国内外粉丝，钱钟书的回绝一样尽显“毒舌本色”：“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钱钟书的博学是让人佩服和仰慕的，就算“恃才自傲”“目中无人”也是有足够的本钱。

要我说，这样一个狂傲又毒舌的钱钟书，在小说《猫》上却是有些失分：倒不是说“毒舌”有什么问题，而是前面明明有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猫》再来一个爱办沙龙的“李太太”，也一样借沙龙客人的高谈阔论把文坛名人都挖苦一遍，怎么说都有拾人牙慧之嫌；小说除了把人挖苦得够惨，作为文学成果并没有很特别的价值——当然，《猫》也不是钱先生的代表作，由它不足以论钱先生的学问——后世提到《猫》，更多还是在八卦它都嘲讽了谁。

好在一年后就有了《围城》出世，不辱钱先生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