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档案：复兴社与CC系的斗争

这里所说的CC，是“Central Club”的缩写，即“中央俱乐部”的意思。CC派是由陈氏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对于黄埔系组建的复兴社而言，CC派俨然是杂牌军的代名词。CC虽然也是蒋介石主张建立的，但其成员比较混杂，其掌握的军队也多是一些收容改编的杂牌军。而复兴社呢，非但其主要骨干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其主要的军事力量也都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这样黄埔系以“嫡子”的身份自居。前文介绍十三太保，说到刘健群时，提到因为他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所以一直遭到黄埔系的排斥。

由此可见，黄埔系的排外思想是多么严重。同在一个组织里，刘健群都要受到黄埔系的如此刁难，那么黄埔系该如何对待其他组织，那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彰显自己的势力与地位，复兴社的成员无处不和CC派进行斗争，这在国民党内部众人皆知。

其实，很多事态都是由复兴社引起的，因为他们总是极力抢占CC派的地盘。本来，蒋介石的本意是希望这两个组织能够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辅助自己进行对国民党政府的管理。他让复兴社的人主管政治宣传和军队政工系统，让CC派的成员主管教育和文化，双方既可以各自为政，也可以互相牵制，只要听从他的领导和指挥就可以了，这样蒋介石也可以更放心。但复兴社的成员并不满足，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排挤CC派的成员。而CC派一般不会和复兴社的人产生正面的冲突。再加上复兴社的人文化底子大多无法和CC派的人对敌，所以也不会对CC派产生什么不利影响。

但自“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以后，复兴社急于扩大影响，欲要建立更多、更紧密的下层分支机构。经过权衡，他们认为上海这个地方比较有影响，比较容易造声势，所以复兴社的人在1934年2月时，派萧作霖等人去上海筹备分会。复兴社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包括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不仅参加了筹备委员会，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帮助复兴社大力招收会员。一个月下来，就招收了七八百名成员，其中50%以上的新成员是各大学校的学生，大学教授也有一百多个人，其他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和少数作家、报刊编辑、记者等。

为了继续造势，复兴社随即进行选举，吴铁城、翁之龙、黎照寰、裴复恒、刘炳藜、倪大亚、孙伯骞等人被选举为理事。

同时，由复兴社成员主办的一些刊物如萧作霖主办的《青年与战争》周刊、康泽主办的《中国革命》周刊等也都迁到上海进行发行。这些动作，对其他地区分会的成立、壮大、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CC集团的人就很不高兴了。毕竟，文化宣传这一块应是CC的人负责的，复兴社这么一搞，又把CC派的人放在哪里呢？所以，为了应对复兴社的大肆宣扬，陈立夫立刻将CC派的干将召集到上海，让大家坐在一起研究对策。

但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对策可想呢？他们拿什么和复兴社的人斗呢？无奈之下，他们决定让陈立夫、陈布雷二人到蒋介石那里去申诉。毕竟是复兴社的人越了权，肆意插手文化教育界的工作，只能让蒋介石来制止。同时，他们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抵御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

很快，双方的战斗就展开了。他们最开始争夺的就是各界的文化名流。如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其实对双方都有意见，但是由于利益上的考虑，他谁都不得罪。无论哪一组织邀请开会，他都乐得参加。像吴铁城这样的“两面派”还是很多的。很多的大学校长和教授，谁都不敢得罪，所以谁说开会都去参加。但总的来说，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声势还是大于CC派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双方的争夺日渐激烈时，甚至出现过打斗的场面。如在上海的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学会”的成员就曾与CC团成员发生过一次争夺学校权利的斗争，最后双方竟然动起武来。但由于复兴社中青年学生人数多、势力大，且其担任领导的学生又都是黄埔出身，有较强的指挥能力，他们将现有的学生力量进行军事化的编制，并按作战部署进行战斗。所以，没多久，CC派的成员就招架不住了。最后，还是吴铁城出面进行调解，复兴社的人才同意和CC派的人谈判。

这场战争，以复兴社的胜利为告终。此后，复兴社的人更是不把CC派的人看在眼里了。

正当复兴社的气焰嚣张之时，不想却后院起了火。原来，邓文仪因为在调查南昌机场纵火案时做事不力，在蒋介石面前失了宠。而陈立夫赶紧火上浇油，痛斥“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多不良影响”。

陈立夫这一招果然厉害，蒋介石一怒之下免去了邓文仪的所有职务，并下令将“中国文化学会”解散。刚刚登上顶峰的“中国文化学会”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文化领域的纷争只是两个集团斗争的冰山一角，可以说，复兴社和CC派的斗争是无所不在的。甚至政府中的每个职位，都是他们争夺的目标。如1933年时，陈果夫取代顾祝同担任江苏省的主席之后，几乎让CC成员控制了江苏的各个部门，而复兴社的成员几乎全部遭到排挤。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员能被陈果夫留着用的，也大多是因为其有特殊的关系。如江苏省保安处副处长李守维虽为复兴社成员，但他是顾祝同的亲信，陈果夫不能不给顾祝同面子。但到了1937年，等到顾祝同官复原职、重任江苏省主席后，又让复兴社的成员将CC派的人给取代了。由此可见，两个组织的斗争是多么的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怨的加深，两个组织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如复兴社的人为了和CC派争夺人才，强迫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脱离CC、加入复兴社。当遭到拒绝后，复兴社的人竟然捏造罪名逮捕了张金鉴。

他们不仅要不择手段地拉拢对方的成员，还要尽其所能地打击叛变自己组织的人。如1932年3月时，葛荣繁经人介绍加入复兴社。他在给陈立夫写信时，把复兴社内部的一些情况报告给了陈立夫。而贺衷寒去找陈立夫时，正好看到了这封信。贺衷寒感到蹊跷，就将信偷了出来。看了信后，贺衷寒大为恼火，立即查办了葛荣繁。复兴社章程中有一条例是“纪律泄密者处以极刑惩办”。

总之，复兴社和CC派的斗争不但从未停止过，而且是愈演愈烈，但多数都是复兴社占据上风。

一般情况下，蒋介石虽然都清楚他们的斗争，但基本都不予理睬。除非CC派实在无从招架了，他才站出来说话。但这似乎也正符合了蒋介石创办他们的初衷——互相牵制，互相制约，这样绝对有利于蒋介石的管理和控制。所以，这也正是蒋介石明知两个组织矛盾重重，却总是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的原因。

蒋介石最初成立复兴社的目的，本就是迫于民众的压力。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作为治国之党，如果不采取点儿什么措施，似乎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所以，他就授意自己的学生们建立了这个以“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为宗旨的“爱国”组织。这个组织也的确给了不少人以希望，只可惜的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复兴社，这个被民众寄予了厚望的组织，非但没有像蒋介石说的那样能带领广大人民团结起来、共御外敌，反而一次次地把枪眼对准了自己的同胞。日本人没看他们杀了几个，中国人倒是被他们枪毙了不少。他们宁可花时间、花力气、花精力和自己政府的人斗，也不愿意费一点心思在救国救民上。复兴社很快就臭名昭著了，对于他们，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所以，其最初希冀以此“团结人民”的意图已经基本不能达到了。

另外，复兴社与CC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出格，蒋介石也觉得有些无从招架，再这样下去，恐怕连他都控制不了了。

再加上“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又一次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彰表自己的姿态，表明自己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当然也是迫于汪精卫的压力，不得不做到“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所以决定将复兴社解散。

1937年9月，蒋介石召集陈立夫、康泽、刘健群等三人开会时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陈立夫掌控的CC派）、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研究一下。”同当初建立复兴社一样，蒋介石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最后还是让那些“不中用”的学生去想、去说，这其实是蒋介石一贯的计谋之一。

有了蒋介石的授意，本是水火不容的两派人坐下来，一起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很快，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大组织诞生了，事过境迁之后，这个组织似乎更顺应社会的潮流，也更符合蒋介石的需要。所以，蒋介石似乎也不是很介意将复兴社、CC这样的组织摒弃。

1938年秋，复兴社正式宣布解散，其成员全部并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个曾经承载了无数中国人爱国热情的团体，实际上不过是被蒋介石用来进行特务勾当的团体，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划上了句号。而蒋介石又有了一个更专业、更完善、规模更大的特务组织，用来继续自己的法西斯行为……